(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言早

　　无意当中在新华网上看到一份“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明星名单”，觉得分外震惊——原来这些整天活跃在中国的荧屏、银幕、舞台上，逗我们开心也赚我们银子的明星们，大部分早已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原来先入籍国外再回到国内来“捞世界”，并不仅仅是演艺界独有的现象，而是政、商、学界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网上流传着好几种版本的名单，各界名人应有尽有，从来不见有人出来辟谣，可见并非是道听途说。而在一些东窗事发的高官的保险柜里，发现一国乃至几国的护照，也已经不算什么耸人听闻的新闻了。

　　现在是一个强调自由的时代，一个人愿意选择哪国国籍，应该说那是个人的自由，别人无庸置喙。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普遍地怀揣一本外国护照，或者渴望能够揣上一本外国护照，那就是个严重的问题了。因为这意味着：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精英们，在内心深处却并不认同这个国家，更不打算与她患难与共。

　　精英们时刻准备“跳船”——这个判断让我一想起来就感到惊怵和不安。你能想象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船长和船员率先跳上舢板逃走，船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精英们“跳船”心理严重，必然会导致他们行为的短期化。因为对他们来说，既然自己可以随时脚底抹油，那么任何着眼于长远的安排都是没有必要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不久前刚刚发生的福建闽林集团总裁林凤良卷款外逃事件，他用“高息”为诱饵，从民众那里“借贷”了十几亿元，然后一走了之。无疑，他在玩这场游戏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必然会有这么一天，而他之前的全部活动，也无非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罢了——这一天是他的节日。

　　理解了精英们的这种心理，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当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比较严重的时候，还会有学者强调最大的危险是“平均主义”；为什么当许多地方的生态已经接近崩溃的时候，还会有官员认为GDP的增长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会有富人敢于无情嘲笑穷人“成为房奴活该”等等。我相信他们也像林凤良一样，早已预见到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沉船”，我怀疑他们甚至是渴望“沉船”的。因为船沉之日，就是他们获得“自由”之时——就像林凤良那样，他们终于不用再继续伪装了，终于不用担心时刻可能被人戳穿了，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享用“自己的”财富了。

　　精英们时刻准备“跳船”，那么没有能力和机会“跳船”的普通民众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必须予以严肃的考虑。

　　具体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普通的社会公众究竟应该关心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就是大家都要关心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丢掉对那些准备“跳船”的精英们的幻想，把中国崛起的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

　　这样说似乎还是比较抽象，我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如果他仅仅是自怨自艾，那是不成熟的。但如果他意识到，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其实是和国家的教育政策以及中国在全球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并开始关心这些问题，积极参与相关的公共政策的讨论，那我就要说，他开始表现出“责任”了。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关心公共政策，那么，那些已经做好“跳船”准备的精英们，也就很难再把自己短期利益冒充成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了。

　　如果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社会公众，都从自己特殊的角度来思考和关心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话，那会出现一种什么状况呢？我记得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而且仅仅一个。他的著名的女弟子汉娜•阿伦特对这句话做了经典的补充，她说：当不同的人们从其不同的角度关怀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理性就出现了，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这个民族在政治上“成熟”了。

　　(摘自《中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