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冠以“最高美术殿堂”的中国美术馆，不论在艺术收藏还是艺术展览中，都处于严重缺位状态。然而最近，它已在悄然间发生了某些转变

　　★ 本刊记者/孙文晔

　　4月5日，一个时间跨度比美国历史还长的大型展览——“美国艺术300年：适应与革新”在中国美术馆落幕。而中国美术馆在这次布展中大胆的“去中心化”之举，却颇值得回味。

　　“封闭一层圆厅的大门，里面做成一堵挂画的墙，让观众从东侧门进入，沿着以历史脉络设定的明确线路绕行一圈，是(中国美术馆)破天荒头一回。”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陈履生告诉记者。

　　改变从“封中厅门”开始

　　中国美术馆自1959年建成便被称为中国的“十大建筑”，一层的半圆中厅，不仅是建筑的绝对中心，也是美术界的“金色大厅”。在这里办展的画家，答谢辞往往是，“能在中国艺术的最高殿堂举办展览，我感到很荣幸。”作品总会被挂在这道圆弧墙上，是官方对艺术家的最高礼遇。

　　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次演讲中说：在我当知青的年代，全国的画家大概只有今天的1%，我们全都有一个仰望的高处，就是中国美术馆。从1949～1979年前后，中国美术馆几乎没有个人展览，全是“群展”。所以我们都有一个非常传统的想法，就是哪一天你的画能够在中国美术馆展览，你在这个国家的美术界就到了顶。文革结束的那一年，我入选了当年的“全国美展”。两年以后，看展的老师鼓励我考研究生，到北京来，所以一个展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当年是这样，我想今天还是这样。

　　“可能全世界只有中国，全体美术家这么关心一个展馆，一个国家馆。”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一语道出半圆中厅的 “特殊”现实，“至今，它仍是大部分画家初出茅庐和盖棺论定的地方。”

　　但随着中国美术界不断繁盛，在美术界圈子内，“中国美术馆仅仅是展览馆”“中国美术馆远远没有承担起国家级美术馆角色”等批评之声，成为90年代以来这个国家美术最高殿堂面临的最大尴尬。

　　在此情形下，半圆中厅的“封门”之举，即便只是临时措施，也需要足够勇气。就连合作方“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策展人因为知道事关传统，也没敢提出改变中厅的“非分”要求，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却主动拍板封了门，“按国外美术馆的惯例办”。

　　画家到公众的转变

　　4月1日，周日，北京迎来了2007年第一场沙尘暴，但一开馆仍涌进3000多观众，馆内的空气因人多而混浊起来，范迪安却冲着那些在作品前思索的孩子露出了笑脸。

　　在出任馆长这一年里，范迪安管自己叫“生产大队长”，主要工作就是抓“展览”这种作物的“间作”，而观众就是收成。显然，“美国艺术300年”和同时举办的“中国现代四大家”这茬庄稼大丰收了，仅周六一天就接待了26000人。

　　当然，他也没忘“绝收”之痛。

　　那是2005年的冬天，上任不久的他在展馆里上上下下走了个遍，即使在核心的半圆大厅，也只有馆长和服务员面面相觑，偌大的美术馆竟没有一个观众。“也许我是改变它最合适的人选。”范迪安说。

　　被委以馆长之任时，范迪安即被看好，美术史论博士，原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因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展，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策展人之一，也是把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国际的背后推手。就连言辞一向苛刻的陈丹青都说，范迪安出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我非常高兴，我了解他，他是一个非常有文化远见的人，有好奇心，很少有偏见，适合做馆长。

　　范迪安上任的第一把火，被馆内职工戏称为“发愤涂墙”。为什么几十年来只能是白墙呢？借着“俄罗斯300年艺术展”之机，展厅的墙面被涂成灰蓝色，这与作品的收藏地——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的一模一样。接下来，刷墙就习以为常了。“意大利艺术展”墙面是充满张力的纯黑；“中国现代艺术四大家展”墙面是大红；“美国艺术300年展”，油画后是淡淡的紫。

　　“涂墙”和“封门”，都遵循同一个逻辑：美术馆得放下“殿堂”的架子，为观众着想。如今，巨大的招贴布挡住了美术馆圆厅大门，上面写着，“渤海银行赞助十万大学生走进美术馆”，为了赢得这批观众，范迪安主动上门去拉赞助。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