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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杨健

　　最近采访科技界人士，两次听到同一个故事：1940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拟成立民族研究所，总干事傅斯年多次登门，请知名语言学家李方桂挂帅。李坚辞不就。逼得没办法了，只好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长揖而退：“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讲故事的人认为，李方桂的说法虽有失偏颇，但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科学家对做学问和做官的态度。如今，对自身价值如此自信的学者已经不多了，因为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正遭遇“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干扰。

　　副教授享受处级待遇，教授享受副局级待遇，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每个专业职称都与某个行政级别严格对应，官位高低一定程度上竟成了衡量科技人才的标尺。学有所成者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看似“重视人才”，实则恰恰是学问没有地位的证明，似乎只有“做官”，才能让研究者的价值得到体现。

　　价值评价体系的扭曲，可能会让一些很有学术前途的青年人才逐渐失去学术创新的兴趣。更令人忧虑的是，一旦走上校长、所长、系主任等行政管理岗位，申请课题经费、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参评科技奖，都比普通科研人员更有优势。日久天长，不少“一等人才”远离科研一线，学术生命枯萎。

　　公平地讲，选择做学问还是搞管理，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行政管理同样需要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反对科技界的“官本位”，不是说所有的科研人才都不能转行做管理，而是要改变重职位、轻学问、“学而优则仕”的人才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给专业人才创造一个相对宽松优越的科研环境，保持其创新的锐气和动力，更重要的是尊重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独到见解，让科学精神独立于“长官意志”而发挥作用。

　　去年8月，温家宝总理到湖南考察。在超级水稻试验田边，总理紧紧握住袁隆平的手说：“袁老师，您到我的办公室来看过我，今天我到您的稻田来看您。”他坚持请袁隆平先上车，并坐在靠窗的座位，一起前往研究中心。

　　很多人看到这条消息都很振奋。一名大学中文系教师有感于总理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以“礼贤下士”为题，让学生写一篇议论文。谁知作文交上来，大多数同学都把“下士”解释成了“手下人”。这位教师为此感慨万千：“我真没想到，那么多年轻人在人才受到官员的尊重时，竟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手下人’得到的超常待遇。这样看来，要改变长期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增强学术界独立的创新精神，要走的路还很长。”诚哉斯言。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