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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堂文化大肆消亡的时候，北京大学的礼堂似乎还在焕发生机
2006年，6月24日，“摇滚芭蕾”登上了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舞台，在迷幻的灯光下，男女演员以芭蕾动作展示平克·佛洛伊德的摇滚概念。
6年来，中央芭蕾舞团的新戏都是在北大百年讲堂首演的，已经成为惯例，这次也不例外。“现场气氛太热烈了，掌声使演员根本无法退场。”中芭的王全景经理告诉记者“这场芭蕾舞，只有在北大，才能得到这么热烈的欢呼和掌声！我们的演员需要这样的观众，这样的鼓励。”
不过，觅得知音并不是新剧首场放在北大的全部原因。更实际的考虑是，首演的装台时间一般要一个星期，如果在保利剧院装台，一天就要4万，这是中芭这样的高雅艺术团体所不能承受的。
讲堂，不再只属于北大
中芭对北大百年讲堂心存感激，在中芭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北大找到了知音和市场。对于讲堂而言，和中芭的合作则更重要，在这个转折点上，中芭把百年讲堂推入了社会。
2000年，北大讲堂刚刚建好，而中芭正准备赴俄罗斯演出，需要演练，中芭找到北大，要求售票公演。虽然当时的票价只有5元钱，但相对于以前的慰问义演，售票标志了北大讲堂对社会的开放，从此讲堂以一个剧场的身份，迈入竞争激烈的北京演艺市场。
运作6年，起初高雅艺术在北大的火爆还只是一种文化现象，现在，北大讲堂已经成了实验艺术，高雅艺术的孕育基地，成了剧目试水的场地。北大会议中心副主任刘寿安向记者总结了两条经营之道：
一是定位要高。为了保证演出效果，宁可让讲堂空着，也决不随便接洽水平不高的活动，特别是不能受国外“草台班子”的骗。而对于中芭这种高水平团体，在钱上甚至可以互相谦让起来。
去年，超女李宇春为某品牌电脑代言时，在讲堂唱了一首歌，引起社会公议，刘寿安说，“领导没发话，我都内疚了，如果知道那次活动有李宇春来，我是绝对不会通过的。”
二是票价合理。为了实现低票价，讲堂管理部通过与演出单位直接接洽的方式来安排演出，称之为“艺术直通车”。为了降价，他有时甚至不惜以不签合同来“要挟”客户。结果，在别处数百元的演出，到了北大最贵也就60元。不过由于北大的低场租和高上座率，中芭在北大的演出也能盈利颇丰。
饭堂，不变的北大情怀
今天，开放了的北大百年讲堂，不再仅仅属于北大人了，变化的不仅是建筑，节目单，更是讲堂的气质。
百周年纪念讲堂的前身是1983年由50年代的大饭厅改建而成的大讲堂，那座老讲堂，外表实在不起眼，一色青灰，破旧的大门，东墙上漆着大字的校训，北大人却亲切的称它为大饭堂。
小提琴家盛中国来北大做专场演出，开场他就说：“我的助手告诉我，演出放在北大的大饭堂，我心里一紧，心想北大的架子也太大了吧！我只能在大饭堂为师生演奏，来了我才知道，原来北大的大饭堂修得也这么有气势呀!”
提及大饭堂，刘寿安充满怀念，演讲、歌舞、演出、电影��简陋的建筑并没有影响它作为北大礼堂的作用。学生们带着饭盒，在高大长阔的大讲堂里面看电影，青春和着饭香一起飞扬。
大饭堂故事多，崔健来北大演出时，就是在这里，享受北大学生的狂热和泪水，并最终走上了中国摇滚之父的道路。西川也曾回忆说，是北大学生的掌声鼓励他走上了诗歌的道路，不过，随着商潮冲击，北大诗风日下，200人的小场面已用不上北大讲堂了，西川为此不忍来。
相对掌声而言，嘘声才是大饭堂特色。北大人对台上的人的表现非常苛刻，稍有不自然的地方或者傻、夸张、矫情、不得体，立刻就会有嘘声起来。嘘声甚至在社会名流做报告的时候也会响起。北大人的嘘声极其有名，能否承受住嘘声成为进入大饭堂的强大挑战。
《北大红与黑》就讲了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有一回，某国际名牌大学一教授来北大讲学，那个教授刚刚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学生说：“我必须打扰您的演讲，您刚才演讲的内容，其中有一半来自英国作家的一部作品中的东西，而且还有三分之一来自瑞典生物研究室三年前的学术论文。”
顿时，讲堂里一片哗然，那个教授一下子就愣住了，在讲堂上，只是傻傻地站着。北大人这次没有选择嘘声，而是唱起了歌，是那首《Five hundred Miles》。“如果你错过我乘的火车，你就知道我已经离去。你可听见一百里外的汽笛声音，一百里，一百里，你可听见一百里外的汽笛声声。”
1925鲁迅在纪念北大校庆二十六周年所作的《我观北大》一文中写道，北大有两个传统，即“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揖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抗战的，即便只有自己。”嘘声和掌声，正是北大校格的红与黑。
如果说今天的百年讲堂少了什么，也许就是嘘声。良好的观戏环境，志愿者领位，禁止带食物和水，这一切都促使过去端着饭盒看电影的北大学生优雅起来，也宽容起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文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