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看来，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有一点奢侈，因为它并非是安乐死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近些年来的实践表明，任何一个初衷给人的感觉还很不错的立法，在一个道德失范的环境里，都免不了异化和扭曲，所以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假如有朝一日，中国人有了安乐死的权利，那么我们能不能防止其中存在的道德风险？

　　中国有句老话“人死如灯灭”，人一死，也就万事皆空，他就不必也不能去争取什么利益了。但一个人的死，有可能会成为另一批人(往往是死者最亲近的一批人)获取利益的机会：他们也许急于占有他的遗产，也许是为了一笔高额的保险赔偿，也许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也许对长时间的看护感到厌倦……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假定：也许他们想用他身上某一个健康的器官，在黑市上卖一个高价！

　　这些动机都有可能把诗意的、摆脱痛苦的安乐死，变成一场蓄意制造的谋杀。

　　那么，我们能不能为安乐死设置一个严格的程序，来防范这种道德风险呢？我看很难。比如安乐死当然首先必须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但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绝症患者在病重之际，他也许还有清醒的意识，但已经很难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时他的意愿通常是通过对他“最了解”的家人来表述，这样的表述是否就是他的真实意愿？一个人在健康时也许支持安乐死，并明确表示有一天愿意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但如果他在病到无法清楚表达自己观点时改变主意了呢？在医院里长时间与危重病人接触过的人都知道，许多人越到病重其求生的欲望越强烈，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也许是人的本能吧。

　　那么，再加一个程序，比方说要有两个医生证明，还要有公证人员在场。但在经历了医疗产业化的洗礼之后，我们已经不敢再对“白衣天使”的道德操守抱过高的期待了，实际上，现在的社会公众更认为他们是一些需要被严格监督的人。至于公证人员，算了吧，“西安宝马彩票案”证明，你只要有钱，他们可以为你做任何你需要的公证———这一点已经无须再做任何公证。

　　在社会的信任没有恢复之前，就让安乐死的议案先安乐死吧！这是最稳妥的，也许会增加那些像李燕这样的绝症女孩的痛苦，但绝对可以减少许多凶残无耻的谋杀，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安全一些。 (文/邬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