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处于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但有关文化边界的争议也始终不绝于耳。文化样式的创造与创新，离不开特定的主体。顺沿着这样的思维，为文化从业人员的资格划定一个边界，似乎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现在，经过文化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长达5年的筹备，对文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即将推开，今后从事影视、歌唱、舞蹈等文化行当将需持证上岗，争取在三五年内逐步做到持证进入文化行业、持证竞聘工作岗位。

　　在市场化、职业化时代，持证上岗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一纸证书，就是一个门槛，目的就是通过过滤，来去伪存精，去恶存善。事实上，所有的职业资格认证都会扛着良好的制度诉求的旗号，比如，此次在文化行业中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文化部相关官员就表示，来保证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对社会上各种出于商业目的而举办的选秀活动起到降温作用。

　　不过，基于文化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特定属性，这一领域持证上岗要想实践其过滤功能，来繁荣发展中国文化事业，又不是个简单问题。毕竟，在今天，文化的日益祛魅与越发多元，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时代洪流。中国文化复兴与发展，是无法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隔离开来的。而中国文化发展要避免陷入突进中的迷失与抵抗中的陷落，上岗证能担起大任吗？

　　对于文化生产与创造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市场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是最终的裁判者和风向标。事实上，当前的文化生态，是由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等多种形态组合汇集而成的。在社会分层成为客观现实的今天，我们在认同精英文化的教益功能的同时，也不能抹杀大众文化的娱乐价值。不同类型层次的文化娱乐产品，必须只能由不同层次的群体来生产制造，从这个意义看，所有参与文化制造的人员，其身份都应该作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存在。

　　而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试题、统一考务、统一发证”的原则，来划定文化从业人员的资格边界，对文化而言，将无疑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在一纸上岗证的过滤之下，会不会有许多农村的草台班子不得不面临解散，会不会有许多乡镇的庙会文化陷于萎顿呆滞，会不会有许多像二人转这样的乡土文化模式步入绝迹。道理很简单，文化的“制造或创造”与文化的“考试或考核”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目不识丁者在前者面前照样可以创造辉煌，在后者面前只能无奈退缩。

　　更何况，在这个职业分类早就告别传统的“三百六十行”，进入更为多元繁密的年代，机械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已经向我们展示其落后、保守甚至是腐败的一面。我们已经无法统计，现在有多少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充斥水分，是可以随意通过金钱购买的了。而围绕这些证书背后的“考试经济”，已经成为一些行业部门的“敛财手段”。而文化行业本身范畴极其广泛，相关弹性空间更是极大，我们自然也就有理由担心，在一纸文化行业职业资格证书的背后，很容易写满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之类的丑象。

　　张柠在《文化评价的有罪推论与无罪推论》中有这样的精彩论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不妨采用“无罪推定”(还无法证明它是坏的，它就有可能是好的)。对于现实问题、制度问题、全社会价值失衡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的评价，不妨采用“有罪推定”(无法证明它是好的，它就是有问题的)。在我看来，审视文化从业人员职业资格的鉴定，也可以借用这样的视角。也就是说，在市场需要某种文化，并且这样的文化并非有悖于公序良俗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将这类文化的制造者粗暴地驱逐出去。

　　正因如此，在我看来，文化行业持证上岗本身就打着某种制度“原罪”的色彩。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发展，离不开自由、多元、创新与竞争的制度环境，而开放就是这一切的最终保证。（作者：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