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注定同南京长江大桥结缘。

　　从2003年9月19日救起第一个人至今，他已在4588米的大桥上成功救助了126名轻生者。2006年，38岁的宿迁来宁务工者陈思，被授予中国志愿者的最高奖——“全国十佳杰出志愿者”。包括《人民日报》、央视、《纽约时报》、凤凰卫视等百余家中外媒体都对他作过报道。

　　可就是这位擅长疏导轻生者的救人“英雄”，8月19日却走进央视“心理访谈”栏目，向现场的心理专家诉说心中压力，寻求帮助。陈思怎么了？8月21日清早，他在南京浦口盘城镇江北村的“心灵驿站”里，向记者细说此次进京的原委和积压在心中的烦恼。

　　烦心——自责不能解救更多的轻生者

　　资料显示，每年有近200轻生者在长江大桥上获救。陈思挽救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然而，白天救人的场景、自杀者的惨状，常常搅得陈思无法入眠，进而觉得，只要有人在大桥上轻生，都是自己解救不及时的过错，为此痛恨自己而不能自拔。

　　心理学家杨凤池告诉他，产生帮助别人的“共情”，是善良的心理行为。但“共情过度”，反而会造成“利他主义”的自我痛苦，这是需要加以防范的。要在行动中学会“速忘”，忘掉一切有损自己情绪的负面东西，及时腾空自己的心灵空间，才能接纳更多的阳光，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陈思说，经过心理专家的辅导，心里敞亮多了，也释然多了。

　　相信自己的心态能慢慢调整过来。不过，他的烦恼远不止25分钟“心理访谈”的内容。

　　烦钱——自费救助弄得全家捉襟见肘

　　轻生者大多在身无分文后选择弃世。而陈思每救起一个轻生者，除了劝慰外，还要为对方的生活埋单。比如就近找个小旅舍住下，买点吃的喝的，买点治头疼脑热的药，买件在救助中被扯破的褂子，临走再买张车票等等，都需要陈思跑腿、掏腰包。救人要紧，你能谈钱吗？

　　可陈思的腰包并不鼓。给私人老板打工一月千把块，妻子打零工收入更低，还要供养女儿读书。被救者少的住二三天，最长的住了28天。然而，他们离开后大多隐姓埋名，断绝与他的联系，更不用说经济回馈了。日积月累下来，也花掉了他家七八万元的积蓄，以致家里买房的计划被一推再推。2005年，他的“心灵港湾”网站也因无钱养护而被迫关闭。

　　费时也是费钱。与妻子妥协，他只在双休日骑摩托车上桥巡看。如果这两天不上桥去上班，不也能挣到钱吗？尤其是去年，为了安置被救者，他专门租了3间屋办起“心灵驿站”，两屋住人，一屋作南大心理志愿者的疏导室，给被救者安了个家。这个家外墙全涂成淡蓝色，宁静而醒目，不过每年5000元的房租却让陈妻愁肠百结。

　　只要救助不停，家里付出就会不止，他知道这个循环的结果，只能靠说好话和赔罪换来全家的暂时安宁。“你不吃不喝，又能帮几个人”，面对妻子的责问，他常无言以答。

　　烦名——炫目的光环让人进退两难

　　“我没想到这辈子出那么大的名。”陈思坦言。他11岁的女儿曾对炫富的同学反击道：“你们家再富，也没有那么多的记者去采访。”走进陈家，显眼处挂的是陈思分别与鲁豫、和晶的大幅合照。“我在大桥上经常被游客认出，要求合影和签名。”陈思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

　　出名的代价是公众对你的要求只升不降，意味着自己的付出有增无减。比如频繁的媒体采访，耗工耗时，总请假老板不乐意，可自己还要配合。比如给被救助者的经济资助少了，别人就会说，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先进……

　　陈思处在两难之中。去年12月1日，他曾在博客上宣告：“由于生活秩序被打破，从现在起谢绝媒体采访。”可是，“电视台一来，女主持一恭维，我又乖乖地跟他们上大桥了。”他实话实说，“我有时候真不想干了，可不干，又怕人说我沽名钓誉，干吧，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记者问。“我双休日骑摩托车上大桥每天的汽油费是十块钱，等哪天付不起汽油费了，我就坦然不上桥，起码不做固定的‘守望者’了，你看行吗？”

　　“行不行都可试试，如果哪天你真的不上桥了，应该相信社会能理解和包容一个已经尽了力的人。”说完这话，记者和陈思不由都沉默起来。记者林培

　　记者手记

　　陈思的烦恼，其实是千千万万社会志愿者的共同烦恼，只不过陈思勇敢地说了出来。我们总习惯于对“社会义士”的发现、弘扬和褒奖，而忽视对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社会化援助和支持，客观上让他们变成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最终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陈思进退两难的烦恼，来自个人和社会角色的交错混淆，反映了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和对轻生者生命权保护的乏力，而仅仅靠“见义勇为”和“道德正义”是无法弥补“制度缺陷”的。陈思的无奈和烦恼，也可理解成是对构建社会救助机制的迫切呼唤。当然，防范自杀是个全球性的难题，近年南京市有关部门也已经做了大量有效防控工作。但当务之急是要把像陈思这样的志愿者力量整合起来，建立可持续救助的社会救助体系，包括资金募集、基金储备等保障机制，形成个人和社会一体化的联动机制。相信那时，陈思们将笑口常开。记者 林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