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19世纪末严复译介《天演论》时提出的主张。在这位思想先驱眼中，中国人的道德的革新，是国民现代化的三大重要任务之一。“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20世纪初，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张扬“新民说”的梁启超先生也曾对比中西，认为不仅要启迪“民智”，还要革新“民德”。21世纪初的今天，草根力量在推动中华民族道德复兴的过程中又为其注入了怎样的时代内涵呢？

　　小人物昭示“新民德”

　　善待他人只为完善自我

　　2005年8月，素不相识的欧阳志成和彭敦辉同住在湖南湘雅医院一个病室，都是白血病患者，骨髓都配上了型，只待完成干细胞移植手术。尽管四处筹措，有关部门援助，但欧阳仍差10多万元手术费。他决定放弃治疗，将一封信和3.5万元现金留给同样缺钱的彭敦辉后，不辞而别。

　　疾病带给他们苦难，却使他们展现了人性中最宝贵的善。众多媒体刊载报道后，好心人纷纷给两人捐款，一位江苏商人一次性捐款15万元。两位经济拮据的主人公都得以接受手术治疗，康复出院。“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欧阳志成以自己义薄云天的举动，成为当代中国当之无愧的‘平民英雄’!”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

　　同样是两个人的故事，也与生死有关(还被赵本山演绎成电影《落叶归根》)。2005年元旦，湖南衡阳农民左家兵死在福建龙岩。他的同伴李绍为背着他的尸体回老家安葬，结果在广州转车时被警察发现。“人是我一起叫来福建的，他死了，我要对得起这里！”李绍为手指自己的胸口不断地给好奇的警察、记者解释，“再说，家乡有风俗，如果死在外面不回乡，灵魂得不到安宁。”李绍为千里扛尸的诚信和侠义行为，虽然不为法律支持，但古朴的道德光芒温暖了人性情感的柔软地带。

　　古人常说“积德行善”，似乎行善的目的是给自己积累某种换取来生回报的“阴德”，多少带有沉重、荒诞的色彩。但在科学昌明的当代中国，草根道德群体只是“为道德而道德”，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功利，他们坚守道德只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即所谓“良心”。也有人说，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从中得到快乐，如马斯洛所言，实现人的需求的最高层面，即实现自我价值。无论如何，当代中国草根道德群体展示的，是一种基于自我意志的“快乐道德观”，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在完善自己，成就自我。这是一种属于现代人的道德观。

　　公德在发育，公共权利被维护

　　中国向来注重道德教化，但多是伦理规范的私德，相对缺少包含公民意识、公共权利观念、热心公共事务等内核的公德。虽然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乏捐钱出力修路、修桥、赈灾等公益事业的道德传统，但由于相当长时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民主政治发育不充分，加上宗法家族本位，公共社会活动空间狭小，大部分国民缺乏维护公共权利的公民意识和公共行动。上世纪30年代在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就曾把“私”字总结为国人四种缺点之一，意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缺乏热情和参与性，应当施之以公民教育来提高。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公德发育的土壤日益肥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国民性藩篱逐步被拆除。

　　河南省沈丘县的霍岱珊，应该合乎梁启超、晏阳初先生的期许。家住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岸边的霍岱珊爱好摄影，1998年初到沙颍河边拍到很多死鱼。他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有关部门宣布淮河治污已经达标，可河水污染还这么严重呢？他还发现，紧靠沙颍河的一些村癌症患者剧增，中学生不堪臭气侵袭戴口罩上课。从此，他以镜头作武器，辞了工作，花尽了20多万元的家庭积蓄，注册成立了“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募集环保志愿者参与，希望形成全流域性的公众监督网络。

　　洞庭湖畔也有一位类似霍岱珊的环保志愿者———张建设。在政府没有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张建设带着儿子义务清扫洞庭湖，至今回收废机油300多吨，从湖底清出炸弹60多枚，打捞出140吨浓硫酸。

　　引人注目的是，草根阶层不仅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路桥等公益事业的人，还不乏帮助困难群体的维权者。今年55岁的胡桂生，原是湖南郴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一名普通干部，前些年离岗后以志愿者的身份，通过代向媒体投诉与投稿、帮人打官司从事民间维权活动，一份《部分典型维权案例参考》记载了21件他帮助他人的大事小情，包括替医疗事故纠纷中的患者申诉、为工伤农民工讨说法，等等。胡桂生从中不收取任何资料费、车马费、误餐费等，是典型的公益义工。

　　为公共权利挺身而出，这也是一种道德，而且是“大德”，因为这是中国建设公民社会最需要的坚强基石。

　　固守职业道德，向不良行风说不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民政局社会救济科科长董立太的妻子因识字不多，一直没有固定工作。2004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妻子找到一个在开封市长风花园社区打扫卫生的工作。由于担心体弱多病的妻子工作时病倒发生危险，身为政府公务员、每年经手发放各类救济款600多万元的董立太，每天一大早先陪妻子到长风花园社区一块打扫卫生、运送垃圾，然后再到单位上班。

　　到了双休日，他更是全天候陪妻子一起劳动，甚至大年初一还陪妻子工作在“前线”。有知情的朋友给董立太出主意：“你们家里负担重，就别再天天打扫卫生挣钱了，你给嫂子安排个低保，谁也不会说啥。”董立太却说：“低保是国家用来救助社会上最贫困的人的，我家条件还不算最差，我不能昧着良心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牟私利。”

　　董立太和妻子的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职业道德，不肯为了一己之私利放弃职业操守。董立太是个芝麻大的小官，却具有许多腐败高官修炼不到的“官德”。

　　职业道德的坚守往往需要付出代价，长期顽强抗争。抗争的不仅是自己的良知，还有出了毛病的某些行业风气和行业体制。

　　“我不能出卖良知来完成创收任务，只能痛苦地选择辞职！”2004年年底，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心脑血管专科门诊负责人胡卫民递交了辞职书。“医院个别领导两眼盯着病人的钱袋子，想尽一切手法鼓励医生开单提成，而我关注的是病人的健康。病人花钱多，病难好，不是医术下降，而是医德滑坡……”胡卫民在诊室里贴出“医药代表谢绝入内，本人拒绝吃请回扣”，他的行为被医院一些人视为“公敌”。然而，“小心狗命”之类的恐吓信并没有把胡卫民吓倒，他要把抵制行业不正之风进行到底。

　　医德、师德、商德、艺德……三百六十行，行行岂能“缺德”！介于公德与私德之间的职业道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还缺乏感受与领悟，但由各行各业构成的现代社会要想正常运行、健康发展，就离不开职业道德的支撑。(记者 段羡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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