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内外数百家媒体记者勇敢地奔赴灾区一线采访，他们发回的文字、照片、画面和互联网信息，让国人和世界了解灾难真相，为此次特大灾难的信息透明化作出贡献。而绝大多数中国记者们在地震一线的出色表现，也令国际同行敬佩。但在艰难的采访过程中，也有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本报记者在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长时间随军采访，并有机会与外国媒体同行深入交流，听到他们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供公众和同行参考。

　　抢新闻应让位于抢救人命

　　5月17日18时15分，河南消防总队抗震救灾突击队在什邡市蓥峰实业总公司穿心店生产基地综合大楼废墟下，经过70多个小时的艰苦奋战，成功营救出一名被困124小时的31岁茶楼女工卞刚芬。

　　这次援救的过程，记者正好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随同记者采访的解放军空降兵某师新闻干事刘圣德说：“看来又发现幸存者了！”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刘干事不经意地摇摇头说：“看那小山头上下无数的镜头，比救援人员还要多的记者就知道了。”他喃喃地说：“那样会很危险很碍事的。”刘干事不愿意多说，但强烈建议记者不要前去。

　　一个半小时后，与记者同驻某师师部的武汉一家报纸的摄影记者气冲冲地说：“简直太乱了，我都被推倒在地了，有的记者真是太过分了！”通过他的描述得知，当卞刚芬被救援人员抬出来的一刹那，几十名记者蜂拥而上，不顾武警的阻止，将其团团围住拍照，以至于现场的武警指挥官动了怒才能挤出人群，将卞刚芬抬上救护车。一名现场医护人员不满地说：“生还者刚被救出来的时候，眼睛蒙的布太薄，照相机的强光会对她的眼睛产生强烈刺激，会伤了她的，你们记者就不能照顾点吗？你们要抢新闻，可我们抢的是生命呀！”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官后来向记者说，部队完全理解新闻媒体抢新闻、执行报道任务的心情，但同时也非常希望记者们能体谅救援部队的难处。这位军官告诉记者：“我们的小分队深入深山执行营救任务，不能带记者随行是出于现实考虑，因为那样的路记者们根本吃不消。可有记者就是不相信我们所说，其中有3名记者自行前往我们的营救方向，结果被困山中，最后不得不出动直升机营救。这既置自己于危险境地，也给业已高度紧张的部队救援能力造成更大的压力。”这位军官最后给本报记者的一个恳求是：采访可“别添乱啊”。

　　外国记者：“担心妨碍救人，就闪到一边了”

　　本报记者后来在红白镇，偶遇17日亲历卞刚芬获救现场的一名美国记者和一名韩国记者。

　　这两名记者都是特大灾难报道的“老手”，经历过印度洋海啸和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记者问他们可否“抢”到17日当天卞刚芬获救现场的新闻时，他们说：“记者太多太乱了，我们担心妨碍救人，所以就闪到一边了，那不是抢新闻的时候。”

　　这两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老记者说，遇上大事件，记者抢新闻“是本能”，但首先得把职业道德放在第一位。现场记者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就是要有“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是职业道德在特殊场合下的特殊要求。在事件现场，一定要处理好“抢新闻”和“抢救生命”的关系。记者本身也要懂得“避险”，不让自己成为救援对象。

　　“新闻记者也要懂采访心理学”

　　进行特大灾难报道前要做好准备，有条件时最好派经过基本训练的记者。记者在随军报道期间，部队不时会遇到前来求助的男女记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行前带足了现金或者银行卡，但进入灾区后却发现，根本没有可以花钱的地方，更别提刷卡了。即便考虑到带水或者药品，但所携带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这样的记者最后往往被迫向部队求助，而部队不得不在自身供给有限的情况下，腾出专门的力量来接待记者，安排他们的食宿。一位与本报记者熟识的军官说：“我们光是接待记者的压力就很大，除了物质方面的压力外，记者的来去无踪最让我们头疼，因为一旦负责接待他们之后，就得考虑他们的安全，但他们往往并不告知我们行踪，甚至不愿意让我们了解行踪，结果牵扯了我们相当的精力。”

　　“新闻记者其实也要懂采访心理学，”来地震现场的一位美国记者告诉《青年参考》报记者：“让处于困境中的人知道，大家都在关注他们，这样就能让受灾的人看到希望。不过，如果处理不当，不顾及受灾者脆弱的心理，那么只会适得其反，给采访对象造成更大的伤害。这其实也是一种‘次生灾害’！”（特派记者　邱永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