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3日电 曾为台湾电影留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重要经典作品的名导演杨德昌，于美国时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一点半，因病逝于美国洛杉矶比佛利山家中。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发文说，从一位导演之死，看到台湾电影既无力又哀愁的未来。原文摘录如下：

　　二○○六年，当李安以《断背山》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台湾影人在国际影坛的极致表现。但其实早在二○○○年，台湾另外一位导演杨德昌，便以电影《一一》拿下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的殊荣。

　　然而，同样得到国际影展肯定，李安和杨德昌之后的际遇似乎大相径庭。《断背山》全球票房高达一亿六千万美金，李安声望也如日中天。反观杨德昌的《一一》却因版权与通路问题，不但无法在台湾上映，连DVD的发行也是一直乏人问津，直到最近才发行。杨德昌也因此对“国片”市场失望，移民美国。

　　杨德昌的遗作《一一》从台湾的中产阶级家庭出发，拼凑生活中的琐碎物事，重现真正属于台湾精神的社会图像与人文关怀。可惜这类电影台湾观众并不买单。因为在多年来好莱坞电影的洗脑与侵略之下，观众对于“国片”早已失去信心与耐性。新电影导演的自溺与喃喃自语，成为台湾近十五年以来票房不利的借口与理由。

　　为什么？

　　因为“政府”与社会并不重视艺文活动。在全球化资本流动的现在，财团间的并购与整合，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结构失衡。好莱坞电影挟着雄厚的资金，制作预算天文数字的商业电影，加上电影通路的蚕食鲸吞，台湾一个蕞尔小岛，要对抗好莱坞这个吸金怪物，只能说是难上加难。

　　但是，“政府”的鸵鸟心态从最近台北电影节便可略见端倪。美其名是“电影节”，观影场所却令人不敢恭维：中山堂与城市舞台都不是正规的电影放映场所，连唯一的豪华电影院也常因隔壁厅的商业片音效而影响观影效果。反观国外的电影节，不但沿路上都是电影节的宣传旗帜，放映地点也多是设备良好的电影院。电影节做为国内外影人交流的重要时节，“政府”相关单位却不愿改善最基本的观影环境，对电影节的忽视由此可见一般。

　　除了“政府”之外，整个社会对于电影制作的保留态度，也是创作者所心寒的。因为整个社会不肯付出社会成本支持电影拍摄，导致创作者在发想题材与制作电影上更形窘迫。别说借捷运或是车站的百般刁难，要申请封街拍戏也是屡被警察开单。社会成本的缺乏限制了创作者在电影取材上的自由，导致这几年台湾的卖座电影只能局限于同志恋情与励志喜剧等小成本制作，而无法开发属于真正属于这块土地题材的故事。

　　反观韩国与泰国电影，韩国电影从一九九七年的经济恐慌中站了起来，更以敏感性的南北韩政治题材《鱼》做为开创新局的影片，并且逐渐走出自己的风格与市场。泰国电影也因后制技术的发达而开始制作商业电影，这几年在题材与创意上的展现(如《鬼影》)更令人惊艳。而台湾电影只是一昧地制作小情小爱与励志小品的故事，既无宏观的国际视野，也没有开始市场新局的商业野心。

　　“拯救国片”变成了一个口号，辅导金的计点度也相对笼断了拥有电影资源的前辈，无法造成人才的流通。杨德昌导演过逝了，台湾电影圈从此少了一位好导演。许多的台湾导演，也因社会成本的缺乏与“政府”单位的漠视，而一个个的“死去”。这许多导演之死，不是仅仅靠着“一年一百部”的好高骛远的口号，可以拯救的。我从一位导演之死，看到台湾电影既无力又哀愁的未来。(王传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