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你说会让观众看到梅兰芳也有平凡人的难处，这在电影中怎么表现？

　　陈凯歌：对于梅先生，我更多地愿意把他看作一个演戏的人，我更关心的还是他内心里面的痛楚：从小家境不太好，也违背意愿去陪过酒，这些事我们不去讳言。这些东西积累起来，可能就让他有了一个新起点。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八零后、九零后这样的称谓，所谓“八零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出生的这么一批人，他们的世界观、很多看法跟前面的经历过很多苦难的人不一样，梅先生之于他那个年代也是这样。他可以算是一个五四青年吧，否则也演不了像《牢狱鸳鸯》、《孽海波澜》。这样的(新)戏。他开那个时代的风气之先，所以他是那个时代的八零后。他是好玩的一个人，有趣的一个人。一般说到梅兰芳都说他“谦谦君子”，“很中庸”，比如说反右的时候，他也得自保，甚至也得说一些违心的话，这大概也更证实了他其实是平凡的吧。

　　南都：你说他的好玩，是指他个性里的矛盾？

　　陈凯歌：不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通常能够成为传主的人，在大家眼睛里都是了不起的伟人，过去好些传记片也都是这么拍的，所以在《梅兰芳》里我觉得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让大家对梅先生先有一个亲近感，我们必须要拍一个让观众觉得生动有趣的电影，而不是一个“某年某人做了某事”的电影。梨园行里可生动了，由于京剧当时的普及，竞争激烈得不得了，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生动。

　　南都：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有不光彩的一面，梅兰芳也不例外。在电影里，这种不光彩的一面如何触及？

　　陈凯歌：我相信梅先生在他的一生里都有一个东西潜伏着，就是恐惧。我想今天各行各业、娱乐圈的知名人士都有这样的恐惧。这个恐惧在我们的这个电影中被称为“纸枷锁”———纸枷锁的可怕之处，孙红雷在电影的台词是这么说的，“就在于它薄薄的，是纸做的，你不用一点力气就可以撕开，但是你不能撕，你也撕不开”。你进入这个行业，就要面对这个情况，一个从小就不被师父看好的小孩，一个在上海的舞台上曾经遭到冷遇的配角，一个在婚姻情感问题遇到周折的人，一个被五四时代的哲人和文学家看不起的戏子……这样一些恐惧，是我们都懂的难处，梅先生是怎么面对的？一个被绑架的人，一个被无形的纸枷锁绑住的人为什么又能这么坦然？他不在某个境界的话是做不到这样的，是会漏洞百出的，但是他没有。我甚至没听过他说一句反驳的话，一句都没有，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得了一点真智慧了。所以我觉得梅先生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这才有趣。

　　南都：你说的这个“有争议”在电影里会体现吗？

　　陈凯歌：这个不是电影里要说的重点。重点就是故事，一切的东西都是在故事中间自然流露出来的，这样我觉得才好。我觉得他是真实地在他的国家、在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生活过，你可以触摸到他的呼吸，可以接受他的软弱，你可以痛惜他的失败，你可以理解他的痛苦，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像所有的人一样。

　　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把身上那副很大的“纸枷锁”撕破。为什么陈毅副总理说他是“一代完人”，这话我想也不是随便说的，可见他有精神上的洁癖，他是高度自爱的一个人，这个自爱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美”。他觉得在这个时候我给日本人唱戏不美，在舞台上他在纽约的首演十五次谢幕，包括齐如山都劝阻说，“你不能再上去了，再上去就有点轻贱了”，他不听。因为他觉得如果辜负了他的观众，不美。他就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美的化身，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一个字，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