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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廉耻的人会发现,没有归属感,就站不到世界中
★ 本刊记者/文晔
当中国电影界还在“后《卧虎藏龙》时代”的浮躁中挣扎,叶锦添却沉潜下来,在2004年为昆曲《长生殿》所作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一个“比传统还传统”的他。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谁”对你还是一个问题吗?
叶锦添:我做这道功课,是从去欧洲游历开始的。欧洲让我震撼的是,这不是我们的东西。我生在香港,很难建立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虽然看到一些中国的东西,但都是又差又土。从欧洲回来后,我喜欢中国了,但是讨厌中国人,讨厌他们没有把中国的东西做出来。
接下来的7年里,我一直是很穷又很骄傲的那种,有拍电影的活也不接,花费很多时间去想,比如意大利的时装,前人的生活,我想要找到中国现代的东西,让我们骄傲的东西。
最大的改变,是1996年因和林怀民合作歌剧《罗生门》再次去欧洲。我没念过大学,年纪又轻,怎么能让那些骄傲的法国人跟我合作?所以,我一去就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艺术,之后他们都很尊重我,因为我做的东西他们都做不出来。中国文化深藏不露的力度和东方美学的震撼效果,让我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到2004年的《长生殿》又是一个转折,过去我很疯狂,但是到《长生殿》我又想做回传统了,我也有那个能力去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属于中国传统的美是什么?
叶锦添:每个东西都有他的根,但在中国现代的表演艺术里找不到根。比如昆曲,其实你已经很难看到它原来的样子。昆曲在现代社会是脆弱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生长它,就该把它留在最美的那个时刻,留在明末。
《长生殿》的尝试,让我看到兴奋的东西,但那丢失的,也真可怕。以法国为例,有些人捍卫巴洛克风格,也有些人捍卫文艺复兴风格,他们的文化是丰富的,有原来的历史在。但是中国断裂了。最悲哀的事情可能是,几代人之后,重建中国文化的契机有了,但传统却没有了。
每门艺术都有它最漂亮的时候,我试图把最美的凝固在那里。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做的衣服虽然看起来很古典,但其实没有一个古典的元素。
我把时间看成一个圆圈,现代和传统,没有那么强烈的隔阂。唐朝和汉朝是一样的,我只看最好的东西,把它放在心里,当我做创作的时候,这些东西随时可以拿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在各个时代中找到可以延续的东西,并且把它们糅合在一起?
叶锦添:现在,中国文化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它回不到以前,和传统无法沟通,这是文化之痛。沟通分为两种,跟同源文化之间的沟通,带来一种归属感;而跟文化迥异的欧洲的沟通是一种交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归属感,只有交流。
比如,重要活动都穿西装,就是个问题。如果说穿西装是为了加入地球村,为什么韩国人仍然在穿韩服?你说我(显得)胖,难看,都无所谓,因为我就是韩国人,这是一种民族自尊。可是,我们穿什么呢?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中山装不是中国的而是日本的;旗袍本来很端庄,但是你不懂精髓,穿紧身高开叉的,反而显得没教养。
中国的东西在哪里?现在要找回那种沟通的能力。应当警惕的是,仅仅把这种沟通领悟说成是回归传统就太简单了,往回走其实很危险,传统也会变成权威,而什么东西一旦变成权威就很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那该如何保留美?
叶锦添:这一个部分是行动,保留传统,但也要创新;关键是要让文化在自由发展中生长。
目前的大片现象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认同焦虑在电影的投射。中国人的自尊心很强,当他觉得开始受伤了,就会有改变。
一个有廉耻的人会发现,没有归属感,就站不到世界中,包括李安,也是从面对西方的自卑感中走过来的。
不过,也没必要悲观。我们要给文化以时间,大陆从没有物质享受的环境,变成现在比香港都厉害,用了30几年,大家都好像压缩的人一样,自然焦虑。等一切都平衡了,钱都不重要了,文化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