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表达过这个观点。
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以重工业为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苏联经验。而在此期间，共产党人一直在摸索一条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1953年，以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组成的鞍钢“三大工程”竣工，为全国钢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标志性事件。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时面世的《论十大关系》，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几年后，毛泽东仍将其视为一个转折。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头号工程
1953年12月25日，鞍山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以倾城之力，整个鞍山正酝酿着一场壮大庆典。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家专门从北京赶过来，设计了大会会场——在鞍山市中心人民剧院门前，竖起了象征“基础”的四个巨大的红色方柱，上面矗立着象征“建设”的灰色钢架；用高炉和无缝钢管、重轨图案组成的“三大工程”开工纪念章模型在会场正中的墙上放射出金色的光辉。
主席台两侧，挂着开工纪念锦旗以及周恩来的题词——“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
鞍山市区的主要街道和厂区的建筑物上，悬挂起巨幅标语和千百面彩旗。各机关、学校和商店门口挂上了成对成排的灯笼。市文工团和各文化馆、文化站领导的业余剧团，全都赶排了精彩的节目，街巷里锣鼓喧天，彩带飞扬。正在鞍山演出的著名演员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和马连良等也留了下来，等着参加这个庆典。
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到车站去迎接为“三大工程”付出辛苦的苏联专家。火车站前人头攒动，个个喜气洋洋。
一周前，以“鞍钢全体职工”落款的一封喜报发向了北京：
当此第一个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一年计划即将顺利完成之际，我们兴奋地向您报告：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第七号炼铁炉，都已提前竣工，并开始生产，国家交给我们的“三大工程”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
复电很快发回到鞍钢，落款是令鞍钢人兴奋的名字，“毛泽东”：
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
“三大工程”占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无数个“第一”——它是“一五”计划中位列首席的头号工程，是我国第一个钢铁基地，是新中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点工程……
除此之外，“三大工程”还有个不一般的“头名”：在毛泽东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时签订的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50个工程项目中，鞍钢列于榜首。
“既好看，又好吃”
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中国，太知道钢铁意味着什么。“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个观点，而当时，全国的钢产量不足16万吨。平均下来，还不够给每个中国家庭打一把菜刀。
早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已提出：未来中国工业建设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实现工业化的艰难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1949年12月，西南边陲仍弥散着战争的硝烟，重工业部就已经组织召开了钢铁会议，这是新中国召开的第一个讨论工业的会议。同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列车在茫茫的西伯利亚雪原上奔驰。车上装着胶东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河北鸭梨，山东萝卜，北京绿皮“心里美”萝卜，江西小金橘等土特产。这些为斯大林准备的生日礼物，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在外交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据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大多时间都不在车厢里安坐，而是经常站在车窗口向外眺望。每逢到站，毛泽东都要下车走一圈，一边散步一边思考。
当车辆在一个叫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小站停靠时，散步的毛泽东忽然头晕，站立不稳。医生诊断认为是感冒，但师哲认为“这和他的过度劳累有关”。之后再遇火车停靠，毛泽东就再也不下来散步了，但烟却抽得越来越勤。
这次访苏，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生养造就他的中国，当然也是有备而去的。他准备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的礼遇。当天，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了会谈。斯大林破格地站在了门口迎接，苏联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列队，这在苏联是不多见的。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句幽默的话，让坐在旁边的师哲略微有点犯难。如果直译出来，苏联人肯定不明白。他想了想，在翻译时又加了一句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在座的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对东方幽默略知一二的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两方的话接不上茬。毛泽东提出，想叫周恩来来一趟莫斯科。可斯大林并不赞同，他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谈判陷入僵局，十几天毫无进展。在停顿期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路透社发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这一下子苏联方面紧张起来了。他们大概也感到10多天没有毛泽东的消息，没有办法向全世界交代，就急忙和中共方面商量，怎样对待这条消息。
还是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答记者问，这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经过这番周折，周恩来终于来到苏联谈判。最终，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用来恢复国民经济。
签约当天，一个小细节耐人寻味，当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领导人合影时，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发现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回到住处，叶子龙向毛泽东提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微微一笑说：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最终拿到照片，叶子龙一看，两人果然基本差不多高。
条约签订的三天后，周恩来一行14人启程回国。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等人则组成新的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谈判单项的经济贸易协定。最终，第一批援助的大型工程项目确定为50项，包括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项目，以及国防工业项目。
新中国成立前，鞍钢是国内惟一一家钢铁联合企业，使用的是日本人从美国引进的技术。东北地区原有的重工业基础较好，而鞍钢的底子又是全国最好的，便成了工业奠基的重中之重。
1950年3月，中苏签订了《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议定书》，这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对中国技术援助的第一个议定书。
18亩地的图纸
1950年4月，42岁的炼铁专家王之玺从鞍山赶到天津，在鞍钢连续工作了60多个小时，王之玺双眼已经布满血丝，他在火车上支着头打了会儿盹，算是休息。
一进天津市内，王之玺就指挥着司机，左转、直行、左转……停到一座不起眼的二层白色建筑门口，王之玺下了车，直奔地下室。
打开地下室的门，是满满的三大排木架子，架子上摞满了一卷卷的图纸。
这些图纸，是在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时期，王之玺带着几个同事一笔笔画下来的。1948年8月，盘踞在辽南、沈阳一带的国民党军占领辽阳，在8月15日和9月4日连续向鞍山发起了两次大的进攻，鞍钢办公区正是国民党守敌的最后一个据点，国民党25师的1.3万军士盘踞于此，战事激烈，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洗劫着荒寂无人的厂区。
在撤离鞍钢之前，几十名工程师连夜赶工，复制了鞍钢的图纸，搬运到关内保存。这些从战火中抢出来的图纸，成了鞍钢改扩建的重要依据。
王之玺把所有图纸带回鞍钢时，26名苏联专家已经在厂里等候。他们进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庞大的扩建设计，以至于专家不够用了，后来又增加到43名。
根据鞍钢的基础图纸，苏联专家先把原昭和制钢所各厂与北部五个私人工厂联合成一个整体钢厂，同时恢复二炼钢厂，新建二初轧厂、大型厂、无缝钢管厂、半连续热轧钢板厂、冷轧板厂和热轧薄板厂。又因为鞍钢是我国当时惟一的大型钢铁厂，要支援全国建设，因此在扩建计划中又增加了300毫米连轧小型厂、250毫米连轧线材厂、螺旋焊管厂、电焊管厂、冷拔钢材厂和车轮轮箍厂等。
以这个方案为基础，1951年10月，苏联编制的120卷《恢复和改造鞍钢总体规划初步设计书》交到了鞍钢人手上。
设计书首页，开宗明义地写着要“扩大鞍钢生产规模，使之大大超过以往达到的最高水平”，“建设新的强大轧钢厂，保证出产多种产品，以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需要”。
120卷图纸，加起来有24000多张。如果一张张铺开，能排满18亩地。
看着浩如烟海的图纸，负责“三大工程”基本建设的鞍钢副经理王玉清顿时觉得心里没底。
王玉清原本是个钢铁业的门外汉，头一年刚刚调到鞍钢工作。他回忆说：
在此之前，我在大连工作。调动工作的时候，李富春同志找我谈了话，让我到鞍钢抓基本建设。当时我很担心，怕干不好，因为我不懂工业，更不懂基本建设。富春同志说：“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习。”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报到时，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对我说：“既然富春同志让你去鞍钢，还是按他的意见办，去了以后遇到困难，部里会支持你。”这样，我就到了鞍钢。
不过，王玉清没想到的是，他在鞍钢遭遇的挑战会如此之大。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都要在原有厂房的基础上建设，可是鞍钢当时连一台水平仪都没有，地面上不能搞测量，地下的土壤承压试验也做不了。
当时，鞍钢的生产情况也简陋得超乎想象——高炉炉身是用耐火砖砌筑的，外边加几道铁箍，铁水不是流进铁缸里运走，而是在炉台上用沙子筑起一个个格子坑，让铁水流进去凝成块。
更严峻的是，整个鞍钢的技术力量只有70多名工程师，其中还有60多名是伪满时期留下来的日本人，正在逐批回国，全部遣返后，作为全国钢铁产业中心的东北，技术人员仅占全行业总人数的0.24%。
苏方给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都采用了当时的最新成就，工程全部自动化，机械设备全部由电气操纵。有些设备在苏联也是刚刚设计成功，就直接拿给鞍钢。这样的建设任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何况，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席话，无异于给“三大工程”竖了一块倒计时牌。
会上，李富春做了题为《中国工业的目前情况和我们的努力方向》的报告，他说：“到1953年，我们修建铁路的钢轨，就可以完全由自己解决了。大型钢材、无缝钢管及薄型钢板，也能大部分解决了。这些新厂的建设，对于我国的重工业，是会有一定的加强作用。”
这个报告等于是公开宣布：1953年新中国将有新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开工投产。
掐指一算，只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