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复工奇迹”
正踏上遣返回国路途的原昭和制钢所理事濑尾喜代三倒是信心十足，他说，看到鞍钢复工的奇迹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你们中国工人不能实现的。
1948年11月，濑尾喜代三和修建工程师原一桢组成二人小组，与王之玺和工程师邵象华、杨树棠、李松堂分成两路，设计鞍钢的全面复工计划。
两组人把工厂里里外外走了个遍，就花去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这不是因为厂区有多大，实在是当时的情况惨不忍睹。偌大的厂区一片荒凉，到处杂草丛生，许多地方的蒿草没膝、齐腰，甚至比人还高。双脚还没踏进草丛，就先扑啦啦地惊起了雉鸡，吓跑了野兔。
道路两旁，杂乱地散放着各种残损的零碎部件、电器设备和长满厚厚红锈的废钢烂铁。厂房四壁布满了枪痕弹洞，楼里四处是玻璃碎片。稍微值钱一点的仪器早已不见影踪，就连楼梯扶手上包着的铜边都不知被谁扒掉了。
濑尾和原一桢受命与王之玺“背对背”地分别拿出鞍钢复建方案。三个星期后，王之玺的方案摆在了桌子上，但濑尾只拿了个草稿出来。
鞍钢护厂大队负责人王群问濑尾：“依你看，需要多少时间，什么条件才能修复鞍钢？”濑尾抹了抹嘴唇上的八字胡，有点尴尬地干笑了几声：“修复谈何容易，需要美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再加上差不多20年的时间。可惜，你们和美国没有建交，日本又是战败国。外援无路，内力空虚，这片厂区看来只能种高粱了。”
最终，濑尾他们还是做了一个复建方案，但是比王之玺的计划小得多。经党组织和厂领导研究决定，按照王之玺等人设计的方案开始了复工工作。
器材的缺乏是复工的头一道难题。老工人孟泰带头捡散弃在各厂角落的器材机件，从废品堆里搜寻有用的物资，再把它们修整一新。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孟泰跑遍了十里厂区，刨冰雪，挖废料堆，捡了成千上万个零件，建起了全国闻名的“孟泰仓库”。在炼铁厂开工修第一座高炉时，缺一个三通水门，打开“孟泰仓库”，里面有各种型号的三通水门1300多个，随便挑。后来在修复一、三号高炉时，所有管道系统的零件都是“孟泰仓库”提供的，没有花一分钱。
为了确保鞍钢复工，时任鞍山市委书记的杨春茂同时兼任鞍钢监委，发布了《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向百姓征集鞍钢在战乱中散失的器材。
鞍钢成立了15个献交分会，鞍钢制造部总工程师杨树棠记得，在他从住处去办公室的路上，看见衣着褴褛的工人群众用肩挑、背扛、车送，把各种设备、器材从铁东、铁西、立山等处潮水般地运到厂区，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真是一场神话般的奇观壮景”。
人们献交出来的大量器材就摆在鞍钢办公楼门前、钢铁研究所门口和正门附近的马路上，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贵重器材。电修厂工人魏荣夫把自己过去开电料行的148件原材料全部献出。杨树棠和其他工程师每天就到路边扒拉，几乎是应有尽有。
到1949年1月10日，已有4255名职工献了器材，占职工总数的73%，共献出各种器材52462件。全市累计献交器材1123种，212694件，其中鞍山市立山区在3天内献交马达300多台，新华区仅电机一项就献交157台，献交的电器材料能缩短鞍钢电气修复计划一个月。
濑尾由衷地赞叹说：“昭和制钢所从来都是防着工人把厂里的东西往家里拿，哪儿有工人往厂子里送东西的。有了这些器材，鞍钢恢复生产的速度起码可以加快十年。”
日本人无法理解那个年代里国人的踊跃与忠诚，但那样的岁月却真实地存在过。两年后，复工时曾经的激情，建设“三大工程”时又再度燃起。
1951年12月13日，李富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
四天之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
鞍山东山上突然间拔地而起一座大宾馆，住进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厂房边盖起一长排三层高的新宿舍楼，迎来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技术干部；被鞍钢人称为“三角楼”的两栋大楼都被清理出来，接待应聘的专家和工程师。
从1952年3月开始，鞍钢从生产单位抽调了15名老干部，170名一般干部，180名技术干部和大批技术工人。
原来不大的鞍山城一时间沸腾起来。时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周传典回忆说，办公楼彻夜灯火明亮，工地上人喧车鸣，到处搭起脚手架，闪烁着电焊火花。人们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像是在跑步。
1953年时新华社发表的《祖国建设的新气象》一文中说：“从去年3月到今年2月中旬为止，全国各地派去参加鞍钢建设工作的干部、技术人员、农民、大学毕业生和军人等就有4万多人。”
1952年7月14日，无缝钢管厂破土动工；8月1日，大型轧钢厂破土动工。次年春，七号高炉动工。
“三大工程”轰轰烈烈地上马了。
全国支援鞍钢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国支援鞍钢”和“为鞍钢就是为全国”的口号，“三大工程”被列为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鞍山市则由此划归中央政府直接辖管。
安装高炉的工程最为壮观。为了抢工期，工人们创造了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的方法。工程高36米，人们就搭起了8层的架子，多工种的工人在架子上同时进行8种作业，里外三层，上下八段。
一个负责安装管子的组长，看见别的组8小时装21根管子，但自己的组才装12根，蹲在工地上就哭了。一抹眼泪，这个组长带着全组重新调整劳动组织，最后达到了8小时装42根管子，全工地超额13.8%完成任务。
当时，道道工序紧密衔接，如果上道工序不能按时完成，下一道工序就要停工。于是，建设者们便你追我赶。这个热火朝天的九月后来也被鞍钢人称为“难忘的九月”。
来自大、小兴安岭，赣江和湘江流域的两万多立方米木材、关内外67个水泥厂供给的数万吨水泥，大连和沈阳供应的石棉，重庆供应的重轨，上海供应的电缆电线……全国有57个大中城市和199个工矿企业为鞍钢制造各种设备，提供生产建设用料。大批物资经由火车、汽车，甚至是大轱辘车或马车，源源不断地向鞍钢运送。
“为鞍钢就是为全国”是当时工业领域最响亮的口号。无缝钢管厂建设时急需一批搭脚手架的架工，鞍钢向南方有关单位求援，但那时中南地区的大部分架工都到荆江分洪工程去修筑水闸了，随后，衡阳、广州、桂林几地都被发动起来，短短十几天内就招募了100多名架工，送到鞍钢。
大型轧钢厂建设中，原先订购的电焊条不够用，再订货也已经来不及，国内也无处调拨。得知后，大连造船公司把计划内的150吨电焊条全部送到鞍钢，哈尔滨工业器材公司也把刚刚批下来的4吨电焊条全都支援出来，哈尔滨机车修理厂原先库存的电焊条只有一吨，也立即献出了一半。
最让鞍钢副经理王玉清印象深刻的，是锦州电气厂承制变压器时发生的一段故事。
1953年8月15日，当一列火车停在鞍山车站时，从拥挤的车厢里走出来一个人，身背着一台小型变压器，径直向鞍钢设备处走去。
这个人是锦州电气厂的一名车间指导员。
原来，在一周前，鞍钢设备处给锦州电气厂打了一个电话，说鞍钢无缝钢管厂工程需要一台小型变压器。
锦州电气厂的厂长接到电话后，马上让工厂把其他工作停下，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连夜赶工，用三天就造出了一台变压器。
怎么送到鞍钢呢？有人建议用火车托运，但马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担心火车辗转耽误，影响了鞍钢建设。最后，他们决定从厂里派一个最可靠的人，亲自把变压器送到鞍钢。几经遴选，选出了这名车间指导员。
8月15日夜间，在这位指导员的强烈要求下，变压器直接送到工地安装完成。他说：“赶紧试一试，如果不合适，我们马上回去重新做一套。”当鞍钢设备处处长向这位运送变压器的指导员表示感谢时，没想到这位指导员反而郑重地说：“是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当我们厂里接到鞍钢订货任务时，都觉得很光荣，是沾了你们的光彩。”
伏尔加河上
听见长江流水声
1952年8月，正是“三大工程”施工紧锣密鼓之时，周恩来率队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他带领的这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除了中国政府经济方面的领军人物陈云、李富春等，还有多名经济学家。
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一五”计划的编制情况，寻求苏联的帮助。
但是，对于如何开展即将开始的工业化建设，中国人显然没有多少经验，会谈是从苏联计划委员会14个副主席分别给代表团“上课”开始的。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周恩来和陈云回国，李富春等人留下继续与苏方商谈经济建设援助中的具体细节。
“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的援建项目，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1953年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这样三批加在一起，总共156个重点项目。
这156个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新中国工业化之路由此得以从点到面地铺开，因此也被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当时，中苏双方针对鞍钢工程签订了更进一步的协议书，协定从1952年到1955年加大由苏联向鞍钢提供设备、设计项目，派遣专家和接受实习生的力度。其中，设计文件的交接、各项合同的签订都放在莫斯科进行。
刚过完25岁生日的赵栋梁就这样成了鞍钢国外小组成员。
平均每两三天，赵栋梁就得往国内发一批资料，国际邮寄需要称重，到了年底，他把所有单据加在一起，发现在小半年的时间里，他处理了设计和技术资料6.5吨。
1953年春天，鞍钢七号高炉工程正式开工，赵栋梁的工作更加繁重，他平均每两天开一次会，往国内邮寄的资料更是大幅增加。
刚开始，来回送资料都是用皮箱，不够用了就在国外买，但资料太重，皮箱用一次就坏了，很不经济。之后，国外小组从国内运来帆布袋，在里面衬上防水布，又轻便又结实，只是每次装满资料后，都得靠两个人抬。
同期，苏联派来大批专家指导“三大工程”，最多时达到100多人。
在七号高炉的工地上，一个苏联专家为了研究技术难题，把自己关在屋里七天七夜，饿了就抓起身边的馒头啃两口，困了就趴在桌上休息一会。七天后，他带着解决方案从屋里出来时，只见他头发蓬松，胡子老长，满脸憔悴，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面对人们奇怪的目光，这个专家本人倒毫不在意，还高兴地说，熬了七天就出了方案，值！
苏联时任在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上世纪80年代回访中国时，回忆了一件趣事，足见当时中国领导人对鞍钢专家的重视。
一次假期，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从鞍钢来到北京，无意间游逛到了中南海。他们向警卫人员出示工作证后，说想同毛泽东聊一聊。听说是苏联专家，警卫马上去请示，毛泽东最后真的会见了他们。
中方人员转告这几个专家的冒失举动后，阿尔希波夫大为光火，找到这几个专家质问。可他们却显得有点委屈，回答说：“我们怎么也没想到，毛居然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而毛泽东当时对苏联专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上世纪50年代的鞍山，生活中弥漫着苏联文化的气息。俄语是中学必修课程，年轻的父母们会给孩子起一个好听的苏联名字。电影院里放映的是苏联的电影……一首歌曲广为传唱：
伏尔加河上听见长江流水声，
世界上再没有更亲密的友情……
鞍钢支援全国
最先竣工的是无缝钢管厂。
1953年9月15日，无缝钢管厂机组开始试车。10月24日，世界级冶金权威、苏联亚速钢厂总工程师罗曼可亲自坐镇，正式试轧热轧无缝钢管。
试轧现场一片紧张忙碌。调度室里的两台子母钟哒哒地响着，40多部电话不停地传达着指令，变电所、主电室、油库的工人眼睛紧紧盯着仪器仪表，加热工烧上了试轧的管坯，轧钢工调整好轧机，一切准备就绪……14时20分，第一根火红的无缝钢管顺利轧制成功。罗曼可检验各种参数后，满意地说：“就算在苏联，这也是质量上乘的。”
在这根钢管上，工人切下了长20厘米的一段，钳工邵明祥在上面刻下了“献给敬爱的毛主席”的字样，派专人送去北京。
这不是鞍钢送往北京的第一份“礼物”，却比其他的礼物更加意味深长。这是因为，“三大工程”中率先竣工的无缝钢管厂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个月，这足够使得他们赶在毛泽东60岁生日之前送上这段看似不起眼却意义重大的钢管。
1953年12月15日，鞍钢大型轧钢厂举行竣工移交生产签字仪式；12月18日，七号高炉竣工。至此，鞍钢“三大工程”全部完工。
1954年初，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着：大型轧钢厂工期一年零三个月；无缝钢管厂工期一年零三个月又十三天；七号高炉工期仅五个月零十天。“三大工程”创造出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的奇迹。
报告中，确定了要建设包头钢铁公司（当时称五四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将和鞍钢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大型钢铁基地布局。王鹤寿通知鞍钢，这两个钢铁公司生产准备所需的主要技术力量、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全部由鞍钢承担培训和支援任务。
“三大工程”为中国的钢铁业开了个好头。1956年1月，鞍钢支援包头钢铁公司建设的200名干部和技术工人启程，同时，武汉、包头和本溪钢铁公司6000名技术工人到鞍钢学习培训。
此后的两年间，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106个正式施工，29个投产。到1955年底，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完成“一五”计划投资总额的51%，工业增长速度三年平均为17.4%，高于计划要求年平均14.7%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