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80后：青春资本化 想象力利润化(2)

　　从虚构的“共同体”到“虚构”的共同体

　　◎张定浩

　　张定浩，1976年生，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现为《上海文化》杂志社编辑，业余写诗和文章。著有《孟子选读》、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批评的准备》(即出)，另译有《我：六次非演讲》。

　　在《文化与社会》的结尾，雷蒙·威廉斯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考察和商榷行动时所用的词汇和语言绝非次要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的和根本的因素。实际上，从经验中汲取意义，并使这些意义具有活力，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必须接受和重新创造某些词义；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并努力传播另外一些词义。人类的危机总是关于理解的危机：只有真正理解的事情，我们才能做到。”作为一个词语的“80后”，既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都挥之不去，它就已经成为了某种不能回避的经验，甚至成为一种借以思考和利用的资源。与此同时，它的词义，也自然在经受着一轮又一轮不同式样的改造：从最初网络诗歌论坛上年轻写诗者急切的自我命名，到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报道的“另类”指认，再到出版市场蜂拥而上的青春文学定位，进而半推半就地成为一个用以理解年轻一代生活状态的通用泛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众多80后小说家从十年前开始就不接受“80后”这样的简单命名，并在随后的创作生涯中各奔东西，自行其是，但批评家似乎特别喜爱这样的命名，要将80后纳入某种整体性的视角中来观看。最新一轮的状况是，“80后”这个词语开始被赋予某种阶级属性，他们被归入小资产阶级或者是正在做着小资产阶级之梦的共同体，在房价的赤裸压力下满怀对生活的失败感和对历史的虚无感；抑或，是一群克尔恺郭尔意义上的执着于无聊的反讽者。

　　然而这个由批评家重新“创造并努力传播”的、更具整体感的“80后”一代人，和当年那个被书商和媒体共同捧起的“80后作家”一样，依旧是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共同体，是将一些个人经验、文学人物和书本知识综合之后再予以泛化演绎的产物。面对这样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小资产阶级”或“反讽者”的指认，一个中文系毕业找不到工作的80后loser或许会感同身受，但一个80后的商界精英、一个80后的牙科医生或者古典学学者呢，该如何自处？我生活的周围有很多认真工作也认真玩耍的80后，他们的欢乐和焦灼与其说是某一代人的特质，不如说，是属于一代代年轻人所共有的。当然他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或许也无力去反驳诸如此类的“话语圈”里的概念。“人类的危机总是关于理解的危机。”为了彼此理解，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经验共同体，它们相互交叉重叠而不是泾渭分明，除了极权社会或极端宗教团体，每一个健全的社会人都有可能属于多个共同体，他的存在和因此产生的对于存在的思考，并非来自某个单一的共同体，而是由他所负载的无数共同体的交集所确立的。对每个普通人而言，代际经验、职业经验和地域经验均是相当重要的共同体构成依据，但却没有哪一种经验是可以绝对凌驾在其他经验之上的。

　　也许，根本没有所谓的“80后”，只有将人视为“80后”、视为某个集体一分子的观察方式。就像我们在海外会自称中国人，在中国会自称某省人，在本省内才又会自称某市某县乃至某乡人，自我观察和表达的精确程度有时难免会取决于我们面对的受众究竟为何。我并不完全反对某种整体性的表达，我只是期待于进一步辨识在这样的整体性表达背后所透露出的态度。有人质疑英国的另一个威廉斯，伯纳德·威廉斯，质疑在他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我们”究竟能够代表谁？他回答道：“我最多只能说，‘我们’一词起作用，不是通过预先确定的指派，而是通过邀约。这里的问题不是‘我’告诉‘你’我和其他人在思考什么，而是我请你来考虑，你和我要把某些事情思考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许还有在多大程度上你和我还需要思考其他问题。”

　　至于有关“80后写作”的泛泛讨论，十年之前，批评界是主要围绕韩寒和郭敬明而展开的，十年之后，情况似乎依旧如此。只不过有趣的是，十年之前，被树为典型的这两位都不约而同地迅速反感这顶“80后写作”的帽子，以为是对写作者个性的侮辱；十年之后，他们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写作者，在商言商，所以也都渐渐对这样似是而非的帽子听之任之。其实，我总觉得，每个现世成功的写作者都是与同龄人疏离的，他们或者更为早熟，以博得年长者的欢心，或者更为幼稚，在低龄者那里获取共鸣。某种程度上，世界是不属于年轻人的，而属于老人和孩子。

　　而如果说到共同体，当最早的80后写作者们纷纷迈入人生的中途，他们中间的一些最优秀者，其实的确有机会步入某种精神的共同体，那是由无数致力于通过文学虚构来为混沌生活确立意义的创造者所构成，其中很多人已经死去，还有些依旧活着。他们会努力进入这些人中间，进入那个以“虚构”为名的文学丛林。要辨认出属于这个“虚构”共同体的他们，会比指认一代人属于某个虚构的“共同体”，更为艰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