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80后：青春资本化 想象力利润化(5)

　　我们这一代的文学与写作

    ——向6个80后作家提出的6个问题

　　问题一：对文学和写作的理解1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悦然：写作不再是一种情感表达的完成，而是一种思考和发问的呈现。

　　郭敬明：我对写作的理解始终保持着写我自己喜欢的故事这一点没有变，技巧和想法上也许变得更成熟，但写作的初心却保持至今。

　　张悦然：最初开始写作，是因为许多年少的情绪需要找寻一个出口。在表达中，个人情感非常强烈，自我感受和体验被无限放大，对外部世界并不关心。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一时期的表达结束了，写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关心外部世界，开始懂得观察和聆听。写作不再是一种情感表达的完成，而是一种思考和发问的呈现。我想，这就是最大的变化。

　　笛安：十年前，我觉得写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唯一的作用就是表达自我。后来有一些年，我把写作看得非常复杂和艰难，因为我发现它代表着我和我的生活之间那些所有纠缠不清的东西。现在，我觉得写作艰难，但是其实依然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事，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一个世界出来。那个世界和我生活的世界有那么一点点不同，至于那一点点究竟是什么，便是所谓的“风格”。曾经我把写作看成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甚至是全部；现在我知道它并不是全部，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蒋方舟：最大的变化是从票友变成了职业运动员。十年前，觉得写作是一件特别想当然的事情，我以我手写我心，用写作热情代替很多深思熟虑。现在，写作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在题材的选择上，要选择有探索价值，有深入空间，短时间内不会失去意义的题材，而不能仅仅图着故事的新鲜和有趣。

　　小时候觉得写作是一件无限的事情，现在发现人生有限，黄金写作时间更有限，一个作家一生能写的故事其实并不多，所以更应该谨慎地选择。

　　张怡微：意识到了要建立起故事和认识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意识到了叙事者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同样是有创造空间的虚构对象。

　　吕魁：对文学的理解，从初期的懵懂，到如今非常敬畏、虔诚。写得越多，越觉得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不易。重读名家作品，会由衷佩服赞叹。懂得了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原因。

　　写作最大的变化是逐渐有了创作自觉性。初期写作很自我，毫无章法，缺乏目的性。写的多了，渐渐具有主观意识，会考虑写什么，怎么写？同类题材他人(或前辈)会怎么处理？写出来是否好读，有新意等问题。不会再一时冲动，提笔就写。而会反复构思布局，点滴积累，想得较成熟再动笔。一稿完成后会不断修改，即便最后投稿，发表仍会诚惶诚恐，不甚满意。

　　问题二：有评论家认为80后写作中有浓厚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你怎么看？

　　蒋方舟：全世界的年轻一代写作都越来越所谓的“历史虚无”。

　　郭敬明：作家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各自感兴趣的题材，不只是80后作家，每个时代的作家的创作领域都是丰富多样的，我没有感受到有这种倾向。

　　张悦然：我想这还是因为某些评论家对年轻一代作家笔下的历史有某种预设和期待。在他们眼里，历史好像有特有的书写方式，如果没有那样被书写，就成了对历史的无视和否定。事实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观，有他们理解历史、书写历史的方式。对于“80后作家”来说，他们还在探索和尝试，但毫无疑问，历史一定是他们书写中不可回避的主题。

　　笛安：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所以只说我自己吧。我不大知道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表达确切指什么，但是我可以讲我从没打算在我的写作里逃避历史。比如我正在写的长篇就是一个发生在明朝的故事，是百分之百的历史题材，驾驭历史小说是非常难的，这对写作者想象力的挑战性更大。

　　蒋方舟：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本来在历史当中都没有什么参与感。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作为全球化的一代人，全世界的年轻一代写作都越来越所谓的“历史虚无”，我并不觉得这对于写作是什么坏事，时代更迭，会有新的思想、新的心态、新的英雄、新的难题和困境在写作中体现。

　　张怡微：不明白。都是来自不同地域的个体，不知道如何得出整齐的“倾向”。80年出生的和89年的也不一样，城市和乡村不一样。中国太复杂了。

　　吕魁：不否认80后有部分作家关注的题材过于自我、局限，写出的作品或与现实生活无关(如盗墓、玄幻类)或过度矫情自恋(如成长故事、校园恋情)。不是过分渲染日常生活中不切实际的奢侈场景，就是嘲讽夸张生活中黑暗、丑恶的一面。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没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信念和温暖包容的心态，这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当然，也并不是否定80后写作的特点，但最好能少点小感情、小环境，多关注宏观的、人类共通的主题。80后年龄最小的今年也25岁了，这一代人，至少这一代人中的某些人，是时候站出来承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将传统文学的精华薪火相传下去。

　　问题三：如何看待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微博微信带来的信息碎片化会对理解、对创作产生影响吗？

　　张悦然：作家很多时候是要敢于选择做一个“落伍”的人。

　　郭敬明：我觉得文学是现实的浓缩与升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都会潜移默化地反映在作家笔下，但无论怎么变化，写小说依然是一门讲故事的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

　　张悦然：文学当然需要关注现实。脱离了对现实的关注，文学就会失去活力。但是，同时也要警惕现实对文学带来的伤害。正是因为现实鲜活有力，所以当它作为素材的时候，作家就要格外警惕。很多时候会迷失在过于强大的现实里，过分依赖和迷信现实的力量，想象力受到极大的束缚，思考也无法抵达应有的深度。

　　信息碎片化的确会给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太多零碎的、新鲜的信息充斥视野，来不及整理和沉淀，也来不及思考和建立自己的观点。这当然会对写作带来威胁。所以，作家很多时候是要敢于选择做一个“落伍”的人。对于某些领域的信息，了解有滞后，或者根本不关心，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放弃一些信息的更新，如何放慢脚步，对一个作家来说，非常重要。

　　笛安：首先我觉得作家应该去关注现实。但是对于眼下中国的现实，对作者的考验最大的地方不是写还是不写——而是，我不可能去写一个小说只是为了把我看到的社会新闻全部列进去。所谓创造，肯定是要吸取现实中刺激到我的部分，经过一番文学化，然后呈现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对我个人来说，当下中国的很多现实想要文学化太难了，因为真的不够“美”，至少对我个人的审美标准而言。当然同时我也相信一定是我做得不够好。最近我开始想要尝试着去写一部真正触及当下某些痛处的小说——下一本吧，这一本还没写完呢。

　　蒋方舟：对于现实，我并不觉得应该克制愤怒。作为写作者，一个很重要的要维持的心态就是一个小孩的心态，对一切都陌生、新奇、惊喜或者愤怒，更重要的是，要有不与现实随波逐流的价值体系。但是在具体的写作当中，要把种种情绪克制、内化，成为更隐秘的表达。直接书写现实确实没什么意思。

　　我只有每天起床和晚上睡前会看看微博，因为一直以来都警惕着网络化的表达和思维方式，所以没什么影响。

　　张怡微：对写作本身影响很小。传播载体(技术、经济、消费)会变，但文学创造的本质不会变。写不出好小说这件事，和现实不够坏没什么关系。

　　吕魁：通过这几年的创作，我确信小说远没有生活精彩。小说只是作家对生活的提炼和浓缩。每当我对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产生了困惑或兴趣，一篇小说的灵感也就随之到来。但小说毕竟不是解决生活中复杂问题的办法，更多的时候，它只是起镜子作用，当一种成像的工具。我所敬重的已故小说家汪曾祺先生曾在其一篇创作谈中写道，“生活不是想象中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坏”。按我个人理解，那就是写作应源于生活，忠于生活，与现实生活拉开一定距离，虚构有度。

　　问题四：不久前发起过“文学的河流拐弯了”的讨论，大意是青年一代已经对文学产生了新的观念，你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当中已经出现了自己的经典和大师了吗？

　　吕魁：80后已出现现象级作家及现象级作品，但尚未出现大师及经典作品。

　　郭敬明：我在文学经典这个概念上比较传统，我依然推崇那些经过时间与历史公认的经典与大师。

　　张悦然：对于青年一代来说，此前确立的经典作品当然仍旧是经典，但是它们当中的一部分可能由于流传度过低，正在失去影响力。比如说，巴尔扎克的作品依然是经典，但它们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力是非常弱的。虽然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称村上春树为大师或许还太早，不过在他们心里，《挪威的森林》已经是某种意义的经典了：具有深入人心的典型人物形象、被摘抄和传诵的段落以及不断被模仿和借鉴的文体风格。

　　笛安：没有……

　　蒋方舟：当然没有。我同意库切对于“经典”的理论：是那些能够存活于最恶劣的环境之中，仍然熠熠发光的作品。现在看来，并没有这样的幸存者。

　　张怡微：没有。对于经典我比较相信时间的检验。我最近在跟着老师看明清小说的次经典，有些很好看。“五四”很多文学作品就是青春文学。而持续性写作本来就是很难很难的。我自己觉得普鲁斯特说得蛮好，才华好比记忆力。就是……有的时候有，突然没有也就没有了。

　　吕魁：我所理解的大师，是其创作风格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作家。经典作品如字帖般，会成为初写者临摹、仿效的对象。我认为80后已出现现象级作家及现象级作品，但尚未出现大师及经典作品。不过，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已读到很多优秀的80后作家所写的优质作品。像蒋峰、颜歌、郑小驴、文珍等。我相信假以时日，80后作家一定会写出能留得住的经典作品。

　　问题五：有作家前辈批评现在的小说很单薄，你怎么看待上一辈作家的创作？比如莫言、余华、王安忆等。

　　笛安：我承认我的小说跟莫言老师比，当然单薄很多。可是很多上一辈的作家，他们跟鲁迅、老舍那一代比起来，我认为也单薄了些。

　　郭敬明：我阅读过并且也喜欢他们的作品，我觉得每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多少会有时代的烙印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在的年轻人处在一个快食消费的大环境里，大部分的作家也无法避免这个环境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作品的厚重程度与作家的生活历练有直接关系，随着这一代年龄的增加，相信也会逐渐催生出更具有质感与分量的文学作品。

　　张悦然：我个人是读着上一辈作家的作品长大的，对他们的作品非常熟悉，并且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们很多人的作品也曾不同程度地影响过我的创作。现在的小说，与他们从前那些出色的作品相比，或许的确不够有力量。但是，我想也是因为现在我们对于小说的期待和小说所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都发生了变化。在现在这个时代，仍旧像他们那时一样思考，写那样的小说是不可能的。

　　笛安：我一直非常尊重前辈作家，他们从一个要求每个个体按照一个方式想事情的年代走过来，那样的环境里，去打磨出自己的表达，这种艰难我无法想象，所以我很佩服他们。我主编的《文艺风赏》也一直在访问他们，我希望如今的年轻读者能通过我们对他们有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不过说到单薄，我承认我的小说跟莫言老师比，当然单薄很多。可是很多上一辈的作家，他们跟鲁迅、老舍那一代比起来，我认为也单薄了些。

　　蒋方舟：他们的书我都看，而且一出新作还是会看。看上一辈作家的作品，你知道从语言到结构，永远都会是水准之上，不像看现在很多小说，很多的购买和阅读都会让人后悔。

　　对于上一代的作家，特别期待的是他们在题材上跳出自己的“舒适区(comfort zone)”，想看到他们对于当下的把握和探索，而不是对于自己擅长题材的一再翻写。

　　张怡微：我没有资格说什么，他们都是老师辈。

　　小说创生的环境产生了很大变化，审美也发生变化。每个时代都一样，需要时间检验价值。“单薄”是很抽象的词，80后有自己的精神旅程，有自己的创伤经验。

　　吕魁：50、60后作家作品极富时代性，具有家国情怀。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题材，作品格局大，题材多厚重。同时，前辈作家又有各自独特的写作特点。如王朔语言的恣意汪洋、贾平凹叙述的绵密扎实、莫言惊人的想象力等。我所理解的80后这一代人小说“单薄”，是所关注题材仍过于自我经验。传统前辈作家们，无论是何种流派，也不论关注哪类题材，其共同的优点都是具有一定的相关经验和生活阅历，提取淬炼后，加以合理的想象和耐心的打磨才完成一部能经得起时间和读者双重考验的作品。往大说，是有社会责任感，往小说，是对作品负责。这是传统作家的优秀品质，也正是如我辈80后作者缺少的。

　　问题六：在消费主义时代，作家的身份越来越复杂，你觉得这些诱惑会影响到创作吗？它会不会形成一种对内在的巨大的消耗？

　　郭敬明：我觉得分人看，欧洲新浪潮那批导演不也有很多是作家转过去的吗？

　　郭敬明：我觉得分人看，欧洲新浪潮那批导演不也有很多是作家转过去的吗？有的人适合一门专精，有的人适合百花齐放，只要自己明白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多一种身份也许也是多一种新体验，这对作家来说其实也是创作素材的累积。

　　张悦然：在这个时代，作家的确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应对写作之外的事情。写作变得只是作家职业中的一部分工作。这对创作当然会有影响。不过具体如何解决、如何平衡，的确是因人而异的。出色的作家永远把写作放在首要位置，也懂得如何尽可能避免其他事情对写作形成干扰和威胁。

　　笛安：我觉得还好。目前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负责一本杂志，这两件事的工作量已经足够了。我不想也没能力再去做更多事情，我只想把一生的时间都拿来写小说，能做好这一件事就可以。

　　蒋方舟：当然。前段时间台湾作家唐诺来大陆，办了一个小型的沙龙。他就讲到台湾一路流失好的写作者，二三十岁时天才一大片，然后一个个倒下，不是因为能力的限制，而是因为追逐某种生活。

　　我去西方国家或者日本和台湾地区，接触到的非畅销书作家都不富裕。我跟一个法国作家聊到自己写作和挣钱之间的矛盾，她笑着说：“欢迎来到西方。”我意识到，相比而言，中国作家的物质生活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清贫。

　　当你意识到作家物质上的不富裕，在这个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的时代才是正常的时候，或许就有了不追逐诱惑的决心。

　　张怡微：看个人吧。也不是说，经得起诱惑就能成为好作家。写作和诱惑之间没什么矛盾。或者说矛盾的本质不在这里。写作就是天赋，艺术家都是靠天赋。所谓冲突，就是天赋和体能，天赋和愿不愿意写之间的冲突。

　　吕魁：具体到我个人来讲，因为我尚不是体制内作家，目前还不存在靠文学创作盈利的问题。写作对我来说更像踢球、旅游一样，是一种业余爱好。现阶段还能做到写自己感兴趣、想写的文字，而不受所谓的名利影响。

　　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