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上跑船人习俗:供奉财神 出船鸣放鞭炮(图)(2)

　　不过，孙长兆觉得在船上还是不方便，活动范围就是这一条船。但是沿河的风景一年四季都不一样，年年也有变化，这总是令他心动。行在绿水上，坐看云起时。孙长兆喜欢坐在船头看一年四季自然景观的变化，更喜欢看运河周边越来越繁华的景象。因为繁华，孙长兆就有买卖可以做。

　　上网，看看村里事

　　这条钢板制的大船孙长兆已经经营了5年。“当时，造出来这大船，是我们村子里最现代化的大船，有种鸟枪换炮的感觉。”孙长兆说，小时候跟着父母跑船，用的是小木船，后来自己跑船换水泥船，现在是铁驳船，跑船也越来越安全了。“这钢板制的船多多少少碰一下也没啥，要是小木船、水泥船一碰就碎了。”

　　换船后，孙长兆一年跑船就能赚40多万元，船上的设备也升级了。“以前船上照明是一个电瓶，一个灯泡，还不能一直开着，得省着用。如果电瓶没电了，船上整个都黑了。”孙长兆说，现在他的船上有三组发电机组，船上的大部分设备都得用电。

　　有了电，也让孙长兆和妻子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在船上，他们的两室一厅的房子里面，摆放着一台液晶电视，还安装了卫星电视信号，能收40多个台。孙长兆说，平时喜欢看电视剧，也喜欢看新闻。以前，跑船人啥也不知道，老感觉自己是“局外人”，也和朋友有了隔膜，而现在大家的共同语言又找回来了。

　　由于是钢板船，船上冬冷夏热。“夏天，卧室得有40多度，晚上根本睡不着。”孙长兆的妻子说。孙长兆就在船上装了空调。“跟着父母跑船的时候，馒头冷得像冰块还得啃，那是经常的事情。”孙长兆说，现在可以随时吃到热乎饭，还能喝上冰镇饮料。在他的厨房里，有电冰箱、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等，这些电器也极大方便了跑船人的生活。孙长兆还经常用手机上网，他说之所以上网，是想知道村里有啥变化和活动，“村两委开了网站，村里的大小事上网能看到，还有论坛，村民们还可以在里面互动。”

　　安全，科技来保障

　　按照当地习俗，在出船以前，跑船人都会找人算好出船的好日子，还会在船头或者岸边祭祀河神，祈求出行平安。

　　在孙长兆的船里面，有单独的一间屋子，里面供奉着观世音菩萨和财神。孙长兆说，这都是老辈儿跑船人传下来的，为了平安，自己宁可信其有。“为了保水上平安，在跑船人出船时，还要鸣放鞭炮，将水里‘不好的东西’吓跑。”孙长兆说。

　　在当地跑船人的话语体系里面，翻、沉等字眼还是很忌讳的。早些时候，跑船人因为说了忌讳的词语而怒目相向，甚至大打出手。

　　现在运河上还是比较安全的，但进入长江风大浪急就有些危险。“以前船小，江豚也多，老跳出水面，这也是不安全因素。”孙长兆说，不过，现在江豚很少见到了。

　　不过，这些习俗也在慢慢弱化。因为船越跑越大，再加上一些科技手段，也让跑船越来越安全。孙长兆在船上带着记者一一观看了他的科技装备，驾驶室有雷达，还有显示船底和河底距离的测深仪……有了这些设备，就是雾天也不怕行船了。不过，孙长兆说，一般晚上不跑船。从济宁到长江的这段运河，经过山东、江苏共有12道船闸。每当天快黑时，孙长兆就会将船开到船闸旁边的码头。对于过船闸，孙长兆觉得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用对讲机跟船闸那边联系，并且可以利用GPS定位，然后排队过船闸就可以了；而在以前，过船闸都得停船上岸办手续。

　　孙长兆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拿着对讲机在运河上喊话。在大运河上行船的人们，都使用高频对讲机。“要会船、超船，跟对方用对讲机说好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提前避让，安全性大大增加。”孙长兆说，以前跑船人都认识，因为大家经常在岸上或者会船、超船时要见面，现在用对讲机，一些联系很多次的人都不知道长啥样了。“他从你身边过，你却不知道他什么样子。”孙长兆说，高科技在给人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让人陌生化了。他和妻子在船上依然感到孤独。为了排遣孤独感，让船上有生气，他俩养了狗，也养了鸡。

　　在船上的客厅里，挂着一串小彩灯。孙长兆说，跑船一个来回就是一个多月，然后回家待个三五天，过节不在家是常事。“过节的时候就把这个灯打开，总得让过节和平常有点不一样吧。”孙长兆说，“跑船人有活就得干，如果给活不干，货主或许下次就不找你了。”

　　透过这串小彩灯，记者仿佛看到大年夜，孙长兆开着船，为南方送去了发电的煤炭，也为南方送去了温暖。

　　震撼·深刻

　　大运河风雨申遗路

　　王珏 李师荀

　　2014年6月22日，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运河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三十二处世界文化遗产和第四十六处世界遗产。

　　“运河三老”紧急呼吁

　　大运河和长城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大工程奇迹。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运河独有的文化特色在现代文明和过度开发的冲击下迅速流失。很多运河流经的桥梁、古坝逐渐消失，沿岸原有的民俗风情不断萎缩，再加上黄河改道的淤塞、严重的生态破坏，完整意义上的“人工天河”已不复存在。

　　面对此情此景， 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古建筑专家郑孝燮和“杭州铜雕”国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于2005年在杭州会面，三人发出了一封联名公开信，呼吁加快大运河保护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2006年两会期间，58名全国政协委员响应“运河三老”的呼吁，提交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大运河申遗提案。同年12月，大运河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再发现”难度空前

　　大运河申遗是中国遗产保护事业的一个挑战，它是我国首个活态的线性文化遗产。申遗过程中首先面对的难题是如何摸清家底。

　　“大运河虽然很有名，但在申遗前它只是一个概念，具体的河道在哪、有多长多宽，文献上有记载，现实中却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们需要对运河进行‘再发现’，把工作从‘坑里’干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说。

　　从2004年开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会同多家科研机构编制文件，让大运河从文献记录上走了下来，河床、河道等已与真实的考古遗迹相对应。

　　“最后冲刺”好事多磨

　　2013年1月，中国政府向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提交申遗文本。9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派遣专家前来考察。由于大运河体量大、路线长，所以此次考察成了理事会有史以来现场考察耗时最久、行程最长的一次。考察中，专家虽认可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完整性、真实性陈述，但一致认为其缓冲区面积设置过小。所以给出的评定结果是——退回补充材料。

　　国际专家认为需要修改部分河段的缓冲区，而这恰恰是大运河工作的难点。运河与沿岸上百万的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缓冲区的规划牵涉复杂利益。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影响。

　　为了如期完成申遗计划，国家文物局一方面督促扩大缓冲区和保护范围，另一方面又争取了四省六区的政府做出保护承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按照国际专家的要求补充好材料，并提交给世界遗产中心，向大运河申遗发起最后冲刺。

　　2014年，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运河申遗过程不断上演“未完待续”。6月20日当天，会议只审议了4个项目，排在第八位的大运河项目没能轮上。6月21日，新一天的会议开始，大运河能否申遗成功的答案近在咫尺，亿万国人翘首以盼。但谁料有些国家插队排到了前面。中国代表团立即抗议这种“加塞儿”做法，却未能改变既定事实。

　　6月22日，大运河项目终于被摆上议程，补充材料得到了国际专家们的认可，“震撼”和“印象深刻”成为大运河留给世界的印象。最后各成员国代表一致赞同将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通济渠

　　开凿时间较早、规模较大、体现中国古代早期规划思想和建造工艺的重要河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