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戏曲新编历史剧的创作者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是气氛宽松、硕果累累的30年，同时也是不断探索、不断争鸣的30年。新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优秀历史剧新剧目以其深邃的历史反思和鲜明的时代意识深受观众喜爱。

　　日前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戏曲学会、山西省文化厅及太原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时期戏曲历史剧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太原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有关戏曲历史剧创作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认为，当下的历史剧创作遇到了一些问题，如何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既不亵渎历史，又能充分开掘艺术想象力、增强历史剧的审美趣味，是历史剧创作面临的新挑战。

　　对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整理、改编传统戏，创作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方针，与会代表们充分肯定了其对繁荣戏曲剧本创作，特别是对创作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历史剧的界定也更加模糊起来。当前活跃在舞台上的一大批缺乏历史依据的“古装剧”“传奇剧”究竟是否属于历史剧之列？如果说优秀的历史剧应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那么如《赵氏孤儿》这样“大事不真，小事更不真”的成功案例应如何评价？

　　与会者普遍认为“三并举”中的历史剧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广义的历史剧包括以正史为依据的狭义的历史剧和其他各种根据古代小说、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等创作而成的剧目。《新剧本》杂志顾问张永和，中国戏曲协会副会长周育德认为，后者由于具有戏剧性、观赏性而得到观众的好评，其存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然而南京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孙书磊认为，“戏说”类的历史剧对于缺乏历史知识的人而言具有误导性。而这种矛盾的情况正是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春喜所说的历史剧在当今时代下面临的新语境。他认为，电视剧、小说等多种文艺形式的“戏说历史”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个急剧变革时代年轻受众的欣赏趣味，这些作品通过大众传媒影响了广大受众，从而影响了历史剧的创作者们。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则认为，应该从更本质的层面上来定义历史剧，以凸显其历史反思和现实意义。他认为“历史也许是一个偶然事件，而史诗则一定要写出历史的必然，因而历史剧不如叫做历史情韵剧”。

　　虽然很多代表认为“正说”的历史剧和“戏说”的历史剧都有发展的空间和意义，但同时强调二者应严格区分，不能混淆。面对各种古代戏的蓬勃发展，严肃的历史剧如何赢得观众？代表们认为，历史剧创作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创作者将历史糅碎了，放进能够触动现代人情怀的剧情之中。

　　《白洁圣妃》剧本的作者、上海越剧院院长李莉在创作中着力关注政治与道德、大义与小义、个体人性与群体人性之间的关系。她说，现在的历史剧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个体人性得失的考量、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的出现等内容上，否则将是文化人文化缺失的体现。

　　与会代表指出，虽然目前历史剧的创作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一些罗列历史素材、缺乏艺术想象力的平庸之作。面对这种情况，艺术家们除了“甄别历史”之外，还要甄别什么内容可以入戏。

　　上海市话剧艺术中心导演郭晓男提出新编历史剧在消费时代的竞争力和经营状况堪忧的问题。他认为，戏曲历史剧由于戏曲专业知识和历史知识的要求，其阅读成本在相对上升，“历史”在某些场合下显得过于沉重。目前大多数剧团的立身之本还是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应在票房上谋求有所突破。

　　太原市剧协副主席赵爱斌的关注点更为实际。他认为目前新编历史剧有“架子越来越大”的趋势，小剧团根本演不起，新编历史剧创作应该考虑到基层演出的成本和群众性因素。

　　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