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8日，曾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退休的肖扬的专著《反贪报告》出版，披露了20年前，共和国第一反贪局诞生的前前后后。

　　1989年5月5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率中国检察代表团出访新加坡、泰国，我(作者肖扬，下同)以代表团副团长身份随同。

　　飞行途中，刘复之检察长叫他的秘书小雷与我换了座位，我坐到检察长身边。

　　他谈起了1988年年底，当时一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几句话：

　　——现在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搞反贪污、受贿，不然很难搞。要有专门手段、专门技术。

　　——外面光有制度不行，还必须有有效的机构。不然举报中心受理了很多案子，搞不出结果来，就不起作用。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机构。

　　——香港廉政公署认为这个人有问题时、必须查清他经济的来龙去脉，我们能不能这么办？

　　“我当时立即感觉到，这是一种‘大廉政’思想。”刘老回忆说：“1988年前后，确实有这么一股风，要成立一个大廉政委员会，取消检察院反贪污、贿赂这个职能，交由大廉政委员会或别的什么机构来行使。而这些观点，与我国的政治和法律都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批送了一个《关于检察机关把反贪污受贿列为打击经济犯罪重点的报告》，明确提出检察机关要依法把反贪污、受贿犯罪作为检查工作的重点，列为第一位的工作。”

　　“这位负责同志作了批示：高检院党组对于检察机关过去抓惩治贪污受贿斗争的情况和今后如何进一步加强的看法、考虑是正确的，他表示同意。”

　　“不过，”刘老继续说道，“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负责同志在思想上仍未明确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时过不久，在一些场合他又说：‘腐败现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灭绝，但我们要有强有力的机构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听完刘老讲话后，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惩贪系统机制，突出检察机关的惩治贪腐职能，意义愈发显得重要。

　　刘老沉思了一下，又对我说：“能否在广东先试验一下，在检察院内部设立一个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机构，加强侦查工作”。

　　我高兴而又坚决地说：“好！出访回广东后，我将全力以赴投入这一工作。”

　　1988年，狂风巨浪般的抢购风潮，在给人们心头重重一锤之后，留给蛇年的是市场全面疲软，通货膨胀。

　　通胀是种复杂的“经济病”，但不可否认，法制秩序失控，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丛生，使市场的规则遭到破坏，是诸多因素中，最易为上至决策者下至平头百姓思考和议论的。

　　1989年4月，某舆论研究所进行了一项面向各阶层人员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物价问题、廉政建设问题是当时国人最为关心的两个热门话题。

　　尽管“文革”后重建的检察机关，在惩治经济犯罪工作方面亦有很大成绩，但彼时检察机关的实际情况，与繁重的惩治经济犯罪任务相比，愈来愈不适应。

　　《山东青年》(1989年第八期)的一篇文章，以“检察宫的呼告”为题，用一小部分篇幅，写了检察宫们面临的办案装备、经费等方面的困难，这里抄录如下：

　　“这个含泪的笑话绝非杜撰。”

　　“在深圳的一家饭店，一对珠光宝气的男女要了满桌菜肴，没吃几口却离席而去。邻桌几位正在啃烧饼，喝开水的大汉窃窃私语了片刻，就迅速转移到这张餐桌上来，把这丰盛的菜肴吞咽到最需要的部位。”

　　“这几位大汉是来自北方追捕逃犯的检察官。”

　　“由于经费不足，他们晚上住廉价的大通铺，白天就啃烧饼，喝开水。一位检察官追捕到逃犯后，把自己和逃犯铐在一起，火车上没有座位，他和逃犯站了几天几夜，火车到达目的地，他竟昏了过去……”

　　除了经费紧张，检察机关还困惑于体制。

　　长期受“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我们党内有些人轻视法律的思想还未能完全克服，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来自领导阶层的阻力和干扰，使得检察机关难以理直气壮地独立行使检察权。

　　缉捕罪犯、收集罪证、起获赃物，是反贪的三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