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朝古都，南京城里发生过数不清的故事。那些远去的昨天，常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露出一张面目模糊的脸。从本期起，《发现》周刊特别推出《历史上的今天》，挖掘被掩埋的细节，以飨读者。

　　1936年12月14日这天，南京街头平日卖得特别寒碜的《中央日报》突然洛阳纸贵，刚上摊儿一会儿工夫就销售告罄。因为就在昨天，《中央日报》在第三版刊出了一则新闻——《张学良率部叛变》，短短六百多字，一时间引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蒋介石被拜把兄弟给武力扣留在西安了，消息是真的吗？

　　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官报”《中央日报》自然比一般报纸消息更加可靠。果然，12月14日“京市新闻”版上，《市府布告严禁造谣》的标题赫然出现在头条。文章告知各界，两天前的西安事变“中央有适当处置，望市民力持镇静各安生业。京各界致电慰问蒋委员长。”然而在这条消息的周围，围绕的是《京市今日举行冬季大扫除》、《第六届集团结婚明日举行》、《玄武湖捕鱼，两日捕鱼百余担》这样的“市民”新闻。对于南京而言，西安事变，这似乎只是一个来自西安的不幸消息，事实果真如此吗？

　　●蒋介石在西安被抓，南京的媒体作何反应

　　●真救蒋假救蒋，南京军政界要人的幕后闹剧

　　●作为民国首都，南京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

　　戴季陶铁汤池公馆内下跪“主和”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武力扣留,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事发突然，南京的高层得到消息已是这天的下午。

　　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2日下午，在位于南京斗鸡闸4号何应钦家中，政要们聚集在一起.刚刚切入到实质问题，分歧出现了。“一、协和(李烈钧)主张安全介石为主。二、陈璧君主安全。三、陈公博亦然。四、朱益之主打。五、何敬之主打。六、叶楚伧主打。七、戴季陶主打。”意见没有得到统一，他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将蒋介石“蒙难”西安的事情告知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并商讨对策。

　　从国民政府《中央日报》12月14日的新闻可见，国民党中央是于12日当晚12时召开紧急会议，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铨叙部政务次长、几次中常委会议记录的王子壮在他的日记手稿本中记载，但凡能够及时赶回南京出现在会场的人员基本到齐，共计38人。

　　第二天晨，宋美龄、孔祥熙从上海赶到南京。当天下午3时至5时半在位于丁家桥16号的中央党部召开会议，紧急磋商。随后至蒋介石返回南京为止的14天时间里，这里车流不息，召开的大会小会一个接着一个，前后不下20次。会议的焦点就在于对张学良“打”或“不打”。

　　考试院长戴季陶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态度异常激烈。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

　　当时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高级会议的黄绍竑，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回忆，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在中山东路128号、国民政府财政部内的孔祥熙南京铁汤池公馆。休会时，戴季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南京各界组织赴难团，空谈“救主”

　　蒋介石在西安“蒙难”的消息传来，“民间”也忙得热火朝天起来。各机关各行业，包括学校、工商界等团体都纷纷表示要“效忠党国，”并“通电讨逆”。

　　接着是付出实际行动的问题。《发现》周刊记者在12月23日的《中央日报》上看到，12月22日上午九点，召集的各界扩大纪念周大会上，有关方面做出决定，“即日组织首都各界救国赴难团，营救蒋委员长出险。”会场气氛悲壮紧张，各代表均奋不顾身，愿赴西安营救蒋委员长，至11时，始高呼口号散会。散会后，各界代表自动报名参加营救蒋委员长赴难团者，甚为踊跃。

　　而南京童军组织营救会长(编者注：指蒋介石)讨逆服务团也很快成立，南京城里许多小学的学生都报名踊跃，拟定参加资格并推定领队人员，待截止报名后即准备出发。

　　南京市民众代表及各机关都宣传讨逆，当时的情景可谓是“首都百万市民，咸欲争食张逆之肉而寝其皮以为快”。

　　各类赴难团成立了不少，只是到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止，没有一个赴难团有离开南京、奔赴西安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