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杭州10月20日电 题：一粒稻米，如何照见良渚与世界？

　　——专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教授傅稻镰

　　作者 林波 曹丹

　　一万多年前，长江下游的湿地里，一株野生稻开始把谷粒留在穗上。这个看似微小的变化，不仅让人类第一次有了稳定的稻米，也催生出协作治水的社群，最终托起良渚的玉琮、玉璧。

　　一粒稻米，究竟如何照见良渚，又如何照见世界？

　　第四届“良渚论坛”期间，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教授傅稻镰(Dorian Q Fuller)。他是深耕水稻驯化数十年的植物考古学家。

　　鲜为人知的是，“傅稻镰”这个中文名源于他与浙江的缘分——20多年前，中国同事建议他取一个既贴近英文名、又便于中文文献检索的名字，结合其长期从事的农业考古工作，几经讨论最终定下这三个字。

　　如今，他从一粒米讲起，谈良渚与世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0多年前，您因河姆渡遗址与浙江结缘。回看这段缘分，您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傅稻镰：我对农业起源很感兴趣，有幸看到河姆渡遗址的相关照片并于2004年来到中国，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参与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工作。

　　这场发掘大规模、系统性研究了水稻的“小穗轴”——也就是谷粒底部连接植株的小段结构。野生稻成熟后会自然落粒，驯化稻的谷粒则留存于稻穗之上，二者会在小穗轴上留下不同痕迹。通过统计各地层样本的不落粒占比变化，便可厘清水稻驯化循序渐进的过程。

　　2009年，我们发布超过2600份样本数据，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相关研究，也首次形成可用于对比水稻与小麦演化速率的中国数据集。

　　依据当年的数据来看，河姆渡水稻在种群层面仍属于“半驯化”类型。但如今回望，我认为当年低估了人类对水稻的管理强度：后续发现的古稻田系统表明，当时先民已通过调控水源，“工程化”改造湿地景观；另一方面，如果周边存在大量野生稻，栽培稻与野生稻持续发生基因交流，也会使水稻在遗传层面看起来驯化进程更缓慢。换言之，彼时的农业实践，或许比我们20年前认知的更为先进。

　　中新社记者：水稻如何塑造了一个与两河流域、古埃及不同的良渚？

　　傅稻镰：玉璧、玉琮这类精美礼器是良渚最动人的部分，但要维系这套礼仪体系，前提是拥有稳定、可储藏的食物基础——水稻。正是物质供给的充裕，才得以分化出专门从事祭祀、营建、手工艺制作的人群。

　　水稻种植流程复杂，包含灌溉等诸多环节。开垦、管护连片稻田与调控水源，仅凭少数人难以实现，需要整个社群协同劳作。

　　在我看来，正是经营水稻所要求的这种集体努力，为后续修筑城墙、水坝等大型工程埋下了伏笔。良渚宏大的水利工程，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协作文化的产物。

　　二者更深层的差异，藏在两类作物不同的生态习性里。小麦、大麦适宜半干旱、季节差异显著的环境，河流几乎是唯一稳定水源，当地农业自诞生起就需要储粮应对旱季。

　　古埃及河谷内适宜耕作的土地十分有限，很早就催生了土地占有与资源竞争；而长江下游湿地广袤，适宜种稻的土地相对充足，真正稀缺的并非土地，而是协作治水的能力。

　　如果说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诞生于稀缺资源的竞争之中，良渚文明则兴起于丰饶湿地里的集体协作。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稻与麦在数千年前便将人类社会引向不同发展路径，那么这种东西之别，是否仍以更日常的方式延续至今？

　　傅稻镰：不仅延续至今，甚至比农业本身还要古老。早在农业诞生之前，人类处理熟食就分化出两条路径，这一分野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作物的差异塑造了社会形态，烹饪方式的差别则把这种文明分野融入日常。

　　从考古遗存来看，欧亚西部长久盛行干热烹饪：食物直接接触火焰，不借助容器。面包在日常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祭祀供品，也以面包搭配烤肉为主。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烹饪方式称为“外烹饪”。种植小麦的区域普遍制作面包，而面包离不开烘烤，作物与烹饪方式由此相互强化。

　　而中国考古出土的甗、鬲、鼎，都是依靠水作为介质的炊器。甗分为上下两部分，专门用来蒸制食物；鼎兼具烹煮与盛放食物的功能。这套“水烹”传统，与湿地稻作、水源管理的生活方式彼此呼应。

　　考古发现同样支撑这一判断。在欧亚西部，9500多年前，大量遗址中已普遍出现烤炉。例如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几乎每座房屋都设有烤炉与壁炉。这类设施的分布范围，大致和小麦、大麦的传播路线重合。

　　而中国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等遗址出土距今约两万年至一万八千年的早期陶器，属于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遗存之一。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浙江上山文化遗址已出现早期水稻栽培，陶器随之分化出炊器、食器，还有可供集体宴饮的大型炊具。鬲、甗是黄河流域常见器物，良渚典型炊器则为鼎。

　　从一粒种子到一块面包、一锅米饭，从治水社群到灶台之上的器皿——作物、烹饪与文明，如同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如何加工食物”这一看似细微的差异，最终参与塑造了风格迥异的区域文明。

　　中新社记者：稻米如何说明中国史前文明并不封闭？

　　傅稻镰：中国幅员辽阔，新石器时代就同时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农业起源中心和文化圈。黄河流域以粟(小米)作农业为主，长江中游、下游则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稻作文化，不同区域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互动。

　　到新石器时代较晚阶段，作物交换的线索清晰可见：粟从北方向南传播，水稻则向北扩散。此外，不同水稻品种很可能在长江中游、淮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之间流动，只是这类遗存痕迹很难通过考古手段辨识。我们更容易发现玉器、石器的流通，但先民很可能同样在交换粮种。

　　我常说，农业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如今我们栽培的作物承载着历经数千年驯化的古老基因，是植物与人类文化实践“共同进化”的产物。

　　自良渚文化至今五千年，本质上是一场不同农业形态与社会体系的长期探索；而农业考古能够把比较的视野延伸至数千年前，依靠实物遗存还原历史，这对于当下理解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懂得珍视这种文明多样性，或许正是良渚留给当今世界的一份礼物。(完)

　　受访者简介：

　　傅稻镰，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教授，并任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西安)荣誉教授。他长期从事植物考古与种子鉴定研究，关注世界各地的古代农业体系与作物驯化，田野足迹遍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土耳其、伊拉克、摩洛哥、泰国和中国等地。著有《南印度的树木与林地：考古学视角》(Trees and Woodlands of South India: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远离炉灶》(Far From the Hearth)、《非洲植物利用的考古学》(Archaeology of African Plant Us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