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主持82宪法：明确党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2)

　　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探索

　　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核心是用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国家政权，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掌握上层建筑的权力，从而保证法律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是通过基层自治，实行直接民主，群众自己的事由群众自己依法办理，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战争年代实行这样一种制度是缺乏条件的，因为选举代表必须建立在普选基础上。因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只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4年9月17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我们党正式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前，彭真就已经开始对这个重大问题进行积极探索了。”杨景宇说。

　　北京解放初期，由于在普选举基础上建立人民大会制度的条件尚不具备，在彭真领导下，经报中共中央同意，率先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政府并就首都重大问题作出决定。1951年10月3日，彭真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全体党员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人民代表会议定成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对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定性定位，他还作了解释：一是它是全国人民的基本组织形式，只有通过它才能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组织起来，离开它人民组织不起来；二是它是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的、最有效的、最重要的形式，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

　　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彭真直接领导、具体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就如何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主要围绕立法和监督两项中心任务，重点研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从制度上加强经常性工作的问题。

　　1956年11月15日至1957年2月1日，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六国，着重考察六国议会工作情况。访问归国后，彭真提出：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增设几个委员会，如司法检察、工业、商业、交通、农业、文教、城市、社会福利等委员会，对国务院相关部门实行“对口监督”。同时，彭真认为，我国地方人大也需要有常设机构来加强对同级政府工作的监督。他说：“现在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和县人民代表大会都只有人民委员会，而代表大会本身没有常设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之后，就没有一个对政府工作进行经常监督的机关。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在今天就不完全适宜了。因此，我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人民代表大会有考虑设立常委会的必要。”

　　经过半年多的研究，1957年5月8日，关于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形成。报告提出了关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两条重要建议：一是在全国人大增设八个常设委员会，二是县级以上人大都设常委会。

　　胡康生说：“报告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当时能够付诸实施，势必对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遗憾的是，报告送出不久，反右派斗争就猛烈地开展起来，关于全国人大设“八大委员会”、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常委会等建议被扣上“为右派夺取党的领导权大开方便之门”的大帽子，方案被长期搁置下来。“文革”中，这次探索更被列为彭真的一大“罪状”。幸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这个方案才又重见天日，被肯定、被采用。

　　“文革”后，彭真复出，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对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