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振耀:中国慈善事业急需解决“公众参与”问题

　　核心提示：

　　•公众捐款就像上税一样，都是远远地在捐，至于捐的钱怎么用的，去哪了都看不到。

　　•独立的第三方是需要注册的，是要有经费保障的。道理很简单，你独立的话办公室独立吗，财务独立吗，人员独立吗？你要独立，谁来给这笔钱？

　　•我跟赵白鸽说，你光和大家说“我不贪污”，“不贪污”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关键是搞清楚，社会要你这个机构干吗？

　　•说到质疑，其实我本人在遭受质疑之前，我就质疑过红会社监委。

　　就在以监督中国红十字会为使命的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会社监委)饱受公众质疑之际，在广州，由15名来自人大、政协、学术机构、媒体等领域的非公职人士组成的广州市慈善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慈监会)日前宣告成立。负责组织实施的广州市民政局称，广州慈监会“是全国首创的慈善组织第三方监督机制”，“是在郭美美事件后，广州慈善事业迎难而上、开拓创新的一个举措。”

　　且不论公众对二者持何种态度，这一北一南两个机构，无疑可视作中国慈善事业在探路完善其监管体系中的两个典型案例。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意义及启示，是新华网记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初衷。

　　王振耀，他的另两个身份是红会社监委委员，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7月2日，在北师大公益研究院办公室，王振耀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

　　中国慈善事业普遍缺乏公众参与

　　记者：同为面向慈善组织的监督机构， 人们很容易将红会社监委与广州慈监会拿来作比较，据广州市民政局解释，红会社监委与广州慈监会二者性质完全不同：红会社监委是机构内部的自律组织，而广州慈监会则是作为第三方机构面向所有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您如何看待这样两个机构？

　　王振耀：将红会社监委与广州慈监会的出现视作中国探索慈善事业监督体系里的两个典型案例，这个视角我非常赞同。无论是广州慈监会，还是红会社监委，在我看来都不是一般的监管问题，主要都是解决“社会参与度”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尤其是公募型基金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公众普遍质疑慈善事业不透明，实际上是因为大家都参与不进来。公众捐款就像上税一样，都是远远地在捐，至于捐的钱怎么用的，去哪了都看不到。

　　据统计，全世界慈善捐赠80%左右都是流向社区，都是解决身边的问题。但我们的慈善事业很少有面向社区的项目，这就导致慈善捐赠流不到普通人身边，流不到身边就等于看不到，看不到大家就着急，着急就产生了监管要求。但监管再严格，不解决大众参与的问题，怎么监管大家都不会满意。

　　因此，无论是广州的还是红会方面的，我认为都是在探索，探索如何让公众、专家、律师等社会声音进来，从而推动这个机构的改革。这其实是慈善组织社会化进程的一个表现。比如我自己，我是红会社监委的委员，我就不断当着赵白鸽(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的面，给她提建议。

　　红会改革，应该改“去行政化”为“社会化”

　　记者：您给她提过建议？

　　王振耀：当然，我提过相当多的建议。我跟赵白鸽说，你现在光和大家说“我不贪污”，“不贪污”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关键是搞清楚，社会要你这个机构干吗？你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

　　红会急切地需要做一些好的项目，一些符合老百姓需求、同时可以从政府拿资源的、可以组织志愿者参与的项目。比如儿童大病医保，普通老百姓太需要了这个了。红会有网络、有医院，有资源，那你能不能牵头赶紧把这个项目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哪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家心里有杆秤，你是在做好事，是在探索，我觉得那时候即使还有批评的声音，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

　　现在的红会很需要这类的建议，推动改革前进。现在提红会改革，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去行政化”，我觉得应该叫“社会化”更合适。“去行政化”面有点窄，有种否定性含义在里面，而“社会化”更富有主动性，社会化就是和大众联系。红会的官方性质没什么，能有政府的支持和资源是好事，关键是要搞清楚“干什么”的问题。

　　总体讲，我认为广州慈监会和红会社监委都是探索，是一大进步，等于是给慈善组织解决“大众参与”这块开了个口，打开了一扇门。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些机构变成或看成是纪检机构一样，它是一种社会监督，不是监察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