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振耀:中国慈善事业急需解决“公众参与”问题(4)

　　慈善项目离公众太远，离“身边”太远，导致大众无法监督

　　记者：我们跳出红会社监委来聊聊整个慈善事业监督体系的问题。民政部2011年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提出，要完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推动形成法律监督、行政监管、财务和审计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公益慈善组织监督管理机制，就目前看来，这个体系建设如何？

　　王振耀：慈善监督体系建设有了非常大的进步。首先慈善组织信息发布更加透明和及时；第二，由基金会中心网做的透明指数发布工作在国际上都处于先进，欧洲和美国的基金会中心网都来学习，说你们比我们严得多；第三，广州成立慈监会这个事也说明社会监督这一块迈出了一大步。

　　现在不太平衡的应该是法律建设的滞后，这会对监督体系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举个例子，现在规定慈善组织运作的行政成本不能超过10%，据我了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绝大部分慈善组织是无法运作的，连人员工资都成问题。国外的行政成本一般定在最少20%，我们现在这个太低了。

　　记者：对于完善慈善事业监督体系，您有什么建议？

　　王振耀：当务之急是监督标准的现代化问题，如果没有标准的现代化，我们就无法监督了，社会就乱套了。这方面，今年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就是通过国务院机构和职能转变将社会组织注册门槛给取消了，也就是成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就可以，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其次是监管体系的现代化。也就是监管体系要有相应的网络体系、评价体系建设。国外这一块做得很好，我们要加强学习。

　　第三是公众参与要普及化。现在的问题是慈善界不落地，慈善项目不落地，离公众太远，离“身边”太远，导致大众无法监督，当前应该将慈善社区化这一块做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小区门口修个椅子，上面写上捐赠人名字，谁捐的，这个人要监督，他身边的人也会监督。说白了，公众监督不是天大的不得了的官样文章，那是政府行政体系的事，公众监督应该是广泛的、细腻的、日常的、非政治化的、及时的。

　　在中国“乐善好施”这个优良传统一直都在，也从未改变

　　记者：郭美美事件后，中国慈善事业似乎一直陷在阴影里无法自拔，您觉得呢？

　　王振耀：尽管中国慈善界面临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我认为整个中国慈善事业处于一个大提升阶段。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慈善捐赠量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年度慈善捐款到了1000亿上下，五六年前我们是100亿上下，翻了整整10倍，慈善家单个人笔捐赠额达百亿。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乐善好施”这个优良传统一直都在，也从未改变。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人，不仅在做慈善，还在想着要进行创新，你看，免费午餐、大病医保这些项目，做得多好啊，我打心眼里对他们特别尊敬。

　　我对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是很乐观的。（新华网记者 陈元 姜春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