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信访带有封建“人治”色彩 损害法治权威

　　首份法治GDP评估报告《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近日发布，广州市、上海市、北京市位居前三位。

　　报告选取了全国53个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市作为调查对象，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专业评估团队分别对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与问责、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公众满意度调查7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指标展开评估，总分为300分。

　　此次评估总分排名第一名是广州市(234.43分)，第二名上海市(230.44分)，第三名北京市(224.18分)。53个城市的平均分为188.87分，平均得分率仅为62.95%；53个被测评城市中有28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上，25个城市在平均分以下。北京比平均分高出了近36分。

　　报告发现，本次评估中的7个一级指标各自的得分率差异较大。得分率最高的“监督与问责情况”达到71.24%，得分率最低的一级指标是“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只有53.90%。北京在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公众满意度调查这两项一级指标方面排名位居全国第一。

　　201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制定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工作规划，完善依法行政考核评价制度。要坚持把法治作为治理城市的基本方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对话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党委政法委领导不能过问个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课题组负责人马怀德教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法治政府要求看，应该多元化解纠纷矛盾，尤其重视发挥法治渠道作用。

　　法治政府主要问题是制度缺失

　　北青报：不久前，首份法治GDP评估报告《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出炉，选择了53个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进行评估。这次评估主要发现了哪些问题？

　　马怀德：各城市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此次评估满分为300分，总分排名第一的广州市得分率也只有78.14%，53个城市的平均得分率只有62.95%，说明我们离法治政府建设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另外，在七个一级指标中，有些指标得分偏低，比如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这说明在很多城市政府的决策权还没有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行政决策权既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当地公共利益，同时也容易滋生腐败。一旦错误决策，将带来很大损失，难以弥补。将行政决策权纳入法制化轨道，特别是让“一把手”权力得到严格约束和规范，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和基础。

　　北青报：这是否意味着要建成法治政府还有诸多挑战？

　　马怀德：法治政府首先应该是职权法定、有限有为的政府。距离十八大确定的“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还有6年多时间。通过此次评估，我们认为，立法和制度缺失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问题。要确保各级政府包括决策权在内的重要行政权都能找到明确法律依据，都能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确实是很大挑战。而且在政府改革、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和依法决策确实不易。

　　还有观念意识方面的挑战。这次评估反映出不少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观念还不够强。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做不到向人大汇报依法行政工作，做不到每年组织2次以上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再比如，信息公开条例实施都五年多了，但是很多地方信息公开工作还没有实质进展，该主动公布的信息不能及时公布，面对老百姓信息公开的申请，找各种理由推三阻四，不愿意公开。

　　除了观念外，相关制度建设滞后是个短板。比如国家虽然还没有出台行政决策程序条例，但是不妨碍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制定行政决策程序条例或规定。在这53个城市里，只有广州、汕头和西安等少数城市制定了行政决策程序方面的相关法规和规章。

　　北青报：这次评估是否得到了被评估地方政府的反馈？

　　马怀德：这份报告发布后，有很多市政府和我们联系，希望得到完整的评估报告，想了解指标是如何设计的、自己的得分和失分点在哪里。比如北京市政府法制办表示会写一份报告给市长，淄博市委专门组织法制办的人开会研究评估结果。

　　法治政府是一个大概念，判断是否建成法治政府，必须要有一套量化指标，而且这些指标应该是具体的、可测量的、可操作的，才能更直接地指引政府的工作。我们开发的这套指标既可用于评估，也可以供各地政府用来指引、对照、检验自身的工作。法治政府要靠一点一点去推进，官方可以发布命令做规划，同样也需要社会力量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