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7万多名机关干部脱岗一年入村进点(4)

　　从2008年起，涉农“一卡通”在全疆推广。新农合、小麦补贴等40多种涉及农民和土地的补贴都直接打到银行卡上。这对业务部门来说，既保证了资金安全，还缩短了现金到农民手中的时间。

　　但在南疆地区，距离城镇100多公里的农村并不少见，农民为了提取补贴款特意拿着卡跑一趟县城，很不方便。

　　经过刘海燕组长和住库尔干村工作组的积极协调，金融部门决定把现金送到农民手上。3月21日，快乐的诺鲁孜节当天，100户村民从村支书手中拿到了共4.5万元的补贴款。

　　“到了村里，才知道政策存在的问题。好的政策要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要看这政策是否方便农民，是否容易操作。以后再制定政策，一定要到实地广泛调研，拿出实用、好用的办法，决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了。”这是王彦楼的思考。

　　他的同事们天天和村民打交道，吃、住在一起，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距离接触农民，也第一次真切地了解到农村存在的真实问题。半年多以后，财政厅住村工作组就已完成27个调查报告，其中部分课题成果已在财政管理工作中发挥作用。

　　这段“村官”生活让王彦楼产生了太多的感触：“刚下来时，干部们担心到农村我们能做什么、会做什么。半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村太需要我们了，农民太需要我们了。我们可以为农民做很多事，而且也能做很多事，只要我们扑下心来，拿出真情来。”

　　“农村的问题很多，千头万绪的，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为农民办实事，这是我们住村工作组必须做的工作，但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经过半年多的住村，这位财政厅副厅长认为，“怎样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而且是可持续地致富、发展生产，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

　　初入塔盘村时，如何帮助村委会带领村民脱贫，成了住村干部王定元想的最多的问题。村里135户居民中有46户低保户，全村负债28万元，贫困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走访发现，七八户村民在自家院子里养了八九头牛羊，节日期间带去巴扎售卖。

　　“要是建个养殖合作社，实行科学养殖，常年养殖、售卖，大家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应对市场，盈利后分红，这不是比单个养殖要获利更多嘛。”王定远开始说服村民，尽管他们一时无法接受这个观点。

　　2014年5月26日，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塔盘村村支书和9名村民共出资13万元，建起了村里的第一个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到8月中旬，第一批20只羊、4头牛出栏，王定元粗算了一下，除去饲料成本，每只羊净赚150元，每头牛赚1000元。

　　看到了回头钱，入社的村民阿不力克木不但没有要求立即分红，反而增加了3万元投入。王定元乘胜追击，把他的经验分享给其他村民。截至10月底，合作社已从最初的9人增加到65人，70只羊出栏售卖。

　　“工作组就是要把这种长久的机制建立好，以后的‘三民’活动，该从建立良好的机制、体制上发挥作用。”财政厅副厅长王彦楼认为，就算住村工作组离开了，只要建立了稳定的机制，农村发展就会步入正轨。

　　新疆自治区党委赋予住村工作组的另一项责任，是对村干部进行“传帮带”，手把手给村干部教工作思路和方法，将他们打造成“永不离开的工作组”。

　　但目前的村干部队伍中，大多是小学文化程度，年龄也都在45岁左右，还有很多人不会说汉语，而年轻人对村委会工作并不热心，村干部队伍严重缺少新鲜血液。

　　如何把优秀青年吸引到村领导岗位？培养一批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带领村民走上富裕之路的有朝气的村干部？对此，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喀克夏勒村的团区委住村干部们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喀克夏勒村是和田地区最北面的村庄，深处沙漠腹地。团区委副书记杨骞带领工作组入村后，筹资28万元在村委会建成了青年文化中心、青年巴扎大舞台、篮球场、摔跤场4个主流文化阵地，通过开展篮球、摔跤、拔河、台球、农民趣味运动会以及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年轻人。

　　从最初参与活动的几十人，到后来的一二百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了斗殴、骂架等“小混混”式的生活，加入到村委会的活动中来。

　　“年轻人渴望新鲜事物，但苦于没有正常的获取渠道。我们不去拉他们一把，就会有其他势力拉走他们。”杨骞说。

　　团区委还把“感动中国”人物艾尼·居买尔、尼加提·尼亚孜等人请到了村里。与站在主席台上的宣讲不同，他们与村里的年轻人围坐一圈，和他们聊天，讲自己的故事。

　　“这下好了，你们工作组来了，把年轻人聚在一起开讲座、讲公开课、培训技能，我再也不用担心这些孩子会生出什么事端了。”村支书对杨骞说。

　　回望已经走过的2014年，住村干部刘海燕深深记住了一句话。2014年3月19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财政厅厅长弯海川走进她所在的库尔干村村委会，紧紧握住村支书艾肯·麦合苏提的手说：“这么多人到村里，给您添麻烦了。”

　　“你们来晚了，但现在来，还来得及。”艾肯·麦合苏提回答。在他的身边，乡亲们的眼里满是期盼。实习生 郭雯 本报记者 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