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孙自法)4000年前，先民们如何应对当时频发的气候动荡危机？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揭示了农业适应密码。

　　揭开4000年前农业适应密码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的最新消息说，由该校师生领衔的合作团队，依托陕西蓝田杨家沟遗址浮选植物遗存与高精度碳十四测年等考古研究，揭开距今4000年前后关中地区客省庄文化人群面对气候动荡时的农业适应密码，深化了学界对关中盆地龙山晚期生业模式的认知。

　　这项古人类环境适应的重要研究由国科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联合完成，相关成果论文近日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期刊》发表。

　　论文通讯作者、国科大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尚雪副教授指出，客省庄文化是龙山文化时代主要分布于渭河及其支流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总体晚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部分晚期遗存已延续至传统的夏纪年范围。

　　这一时期恰逢著名的4200年前气候事件，东亚夏季风减弱，区域整体冷干，旱涝灾害频发。与中原发展出二里头早期国家不同，关中并未形成同等规模的集权政体，史前人群如何在环境压力下维系社会延续，是考古学界关注的谜题。

　　本次研究的杨家沟遗址坐落于秦岭北麓蓝田县汤峪河二级台地，2023年—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此开展抢救性发掘，出土大量客省庄文化遗存。

　　研究团队采集了136份浮选样品(土量约1943升)获取炭化植物遗存，开展种子鉴定、形态测量与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取得“重新审视小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进程”“粟作为基础，水稻为重要补充”“关中农业以‘广谱化’响应气候压力”“水稻利用的东西二元格局”等系列重要成果。

　　稻退麦普或是功能性渐进重组

　　论文第一作者、国科大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欧阳辉勇介绍说，本项研究浮选共获炭化植物遗存2685粒，其中作物种子2081粒，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大豆等。小麦数量达245粒、出土概率22.06%，似乎表明小麦已是当时农业的组成部分。然而，直接测年显示，粟和水稻年代与客省庄文化的地层年代相符；而4份小麦样品的年代却落在公元前1006年—公元前806年，已属西周时期。

　　基于杨家沟遗址实际情况并结合黄河流域龙山地层小麦的直接测年证据，研究团队认为，杨家沟小麦应为后期混入早期堆积，小麦在龙山晚期很可能尚未成为关中农业体系组成。

　　剔除小麦后，杨家沟遗址呈现出以粟为主、多种作物并存的结构：粟占绝对优势，黍为稳定的补充；稻对食物的贡献可能超过黍，仅次于粟；大豆同样不容忽视。这表明旱作粟黍农业依然是生计基础，但以稻为代表的非粟黍类作物的重要性已明显上升。

　　研究整合关中盆地既有植物考古数据显示，关中农业经历了粟黍旱作的建立与成熟、龙山时期的“广谱化”转变以及此后外来小麦的引入与重组等阶段。

　　依据已发表测年数据，本项研究支持客省庄文化的年代范围与距今4200前后气候事件大体重叠。古气候环境指标指示，该时期季风减弱、变冷变干、水文波动加剧，人类活动指标和遗址数量则趋于下降。对于客省庄聚落的延续而言，把对水热条件需求不同的作物纳入同一种植体系，有助于分散单一作物歉收的风险。研究认为，客省庄先民是在小麦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既有作物完成这种“广谱化”，即在粟作框架内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对水稻和大豆的利用。

　　面对趋于冷干的大背景，喜温好水的水稻利用不降反升，研究团队认为，这一方面或许与更耐寒的粳稻品种在当地的利用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得益于渭河流域的阶地、泛滥平原造就局地湿润生境，为水稻种植提供条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水稻利用在关中盆地内部呈现出东西二元分异。西部保持典型的北方旱作面貌，粟黍占绝对优势，稻和大豆比例极低；东部的杨家沟、羊元、太平等遗址则作物更加多样，稻比例更高。研究推测，这种差异可能是自然地理条件、文化联系和社会组织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尚雪表示，将关中置于更大的空间范围中比较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稻利用的史前高峰，稻遗存的遗址数量与分布范围明显增加，关中龙山晚期短暂的水稻利用强化是这一区域性进程的组成部分，而其内部的东西分异则是关中农业的重要特征。针对早商之后关中水稻利用显著衰退、小麦得到普及的转变，研究认为，这更可能是作物组合在功能性上的渐进重组，而非简单的生态位取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