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勇士们：用镜头为抗日烽火瞬间定格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勇赴战场而真刀真枪地去与日本侵略军搏斗，很显然这是一种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壮举。就是在这奋起抗日的血肉长城中，却有这么一些特殊的仁人志士—— 他们胸挎照相机或肩扛摄影机这当时并不多见的 “作战武器”，奔赴炮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抗日战场，竭诚尽力，出生入死，去拍摄一组组鲜活、可信而珍贵的真人真事，用手中的镜头凝固住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难忘的瞬间，记载下许多难能可贵的历史永恒画卷。他们在记录下中华儿女英勇杀敌、悲壮前行的同时，也写就了自己爱国抗日那壮丽独特的人生，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出贡献。这些摄影师中，吴印咸、徐肖冰、沙飞等已多有披露，而许幸之、薛伯青、罗及之、韩仲良、程默、郑景康等则鲜为人知。

　　许幸之

　　许幸之，祖籍安徽歙县，1904 年生于扬州，自幼喜爱绘画。15岁时进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科学习。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先是在绘画领域崭露头角，而后又跻身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文坛，稍后转至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创作，最后又回到画坛。在以上不同的领域， 他均有卓越的建树，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诗人、戏剧电影编导、艺术史论家。

　　1934年，许幸之加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35年初，应夏衍的邀请，许幸之与吴印咸一道辞去了天一电影公司的工作，转到中共秘密组织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不久，许幸之便接受了导演电影《风云儿女》的任务。

　　《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夏衍改编成电影。讲的是青年诗人辛白华(袁牧之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冲破个人感情的藩篱，投入到抗敌救国的斗争中去的故事。当时，日寇占领东三省，全国人民早已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国民党当局却采取不抵抗政策。拍摄一部表现抗日题材的电影，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许幸之和摄制组成员克服重重困难，使这部电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电影中义勇军在长城内外与敌人殊死战斗的场景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震撼。电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及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在电影尚未放映时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抗日救亡的号角。

　　值得一提的是，许幸之参加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那是电影《风云儿女》正在紧张拍摄之中，一天已近深夜，聂耳拿着谱好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来到许幸之的住处。聂耳一手拿着乐谱，一手在许幸之的桌上打着节拍，一连唱了好几遍。突然，聂耳停下来，问许幸之对他谱的曲有什么意见。许

　　幸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有力。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煞尾？”聂耳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提笔作了修改。在结尾处增加了叠句，以三个“前进”加上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收尾。修改之后，聂耳和许幸之不约而同地合唱起来。他们自己也被这坚决、勇敢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感染了。很快，这首鼓舞人心的昂扬歌曲响彻抗日杀敌的每一个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除拍摄《风云儿女》外，许幸之还和吴印咸等深入抗日救亡和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拍摄了大量记录八·一三事变前后的新闻资料片，包括敌机的狂轰滥炸、民房在熊熊烈火中燃烧、无辜百姓的尸横遍野、无家可归的难民逃亡以及青年学生在街头宣传救亡的镜头。尤其是在八?一三战火中，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将摄像机架在一个高层建筑上，抢拍到了苏州河北岸八百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场面。

　　1938年春，许幸之和吴印咸携带这批资料赴香港剪辑， 制作成新闻纪录片《中国万岁》。然而，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当该片出品人将样片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时，检查官以“宣传共产”为由，将底片和正片全部销毁，使许幸之、吴印咸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这批珍贵的资料荡然无存。

　　薛伯青

　　薛伯青，江苏武进县人，生于1910年。21岁起正式当了一名电影摄影师。1936年12月，绥远前线攻克塞外重镇百灵庙的消息传到上海后， “左联”的阿英当天就去找薛伯青所在的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建议老板派人去绥远前线，拍一部新闻纪录电影。这位老板同意了。他派去的摄影师就是当年仅仅26岁的薛伯青。此时的他已经拍摄过胡萍与金山主演的《夜半歌声》、金焰与王人美主演的《壮志凌云》等著名故事影片，普遍受到了人们的赞赏。

　　第二天，薛伯青就带了公司从美国新买回来的“爱模”摄影机和两位青年助手一道上路。他们经归绥，翻过大青山，下达蜈蚣岭，经过冰天雪

　　地的大草原，20日下午4时到达了百灵庙，一到前线他们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场拍摄起来。在拍摄著名的九龙口要隘时，机器突然停转。正当薛伯青以为是自己对新买机器在操作技术上有问题而急得抓耳挠腮时，傅作义派来协助工作的一位年轻参谋说：“这里气候是零下三十度”。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薛伯青，他急忙解开大衣把“爱模”藏在怀中保暖。就这样，拍一个镜头，机器就自动停转，他便赶快将机子放入怀里再捂暖一会儿。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一种非常艰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这时日军的飞机还在头顶上盘旋， 不停地侦察、扫射和轰炸。薛伯青他们克服千难万险，花了两天的时间，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这部珍贵纪录片的拍摄工作。

　　20天后，攻克百灵庙的新闻纪录片《绥远前线新闻片》，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了。每天连续放映7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一时间轰动了上海。

　　为了拍摄一部《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的纪录片，薛伯青曾经在1941年和1945年从上海冒着很大的危险三进解放区。

　　1941年春，薛伯青应彭雪枫之约，第一次从上海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半城镇。不巧，彭雪枫已奔赴前线。当时正准备反扫荡，情况十分紧张。出于对他人身安全的考虑和工作的不便，师部叫薛伯青暂时先回上海，待反扫荡胜利后再来拍摄。薛伯青只好先在半城一带拍摄了一些军民生活的镜头，便赶回上海去了。

　　1945年2月，当薛伯青再次来到新四军四师师部时，得知彭雪枫师长已于数月前(即1944年9月11日)，在对敌作战时英勇牺牲了。军部正准备举行彭雪枫同志追悼大会。薛伯青正是奉张爱萍师长之邀，专程来拍摄这场追悼会实况的。2月7日，彭雪枫的追悼会在洪泽湖畔的半城举行。台上，张爱萍致悼词时悲情难抑，声泪俱下， 为我党我军痛失一位优秀的干部和自己的好战友而惋惜不已；台下，会场上的几千名新四军指战员则低头默哀，为痛失一位可敬的好师长而泣不成声。目睹这种悲壮感人的场面，薛伯青拿着摄像机的双手禁不住有些颤抖，但他克制着自己，饱含热泪，尽了最大的努力，拍完了追悼会的全部镜头。追悼会后，薛伯青又去春阳、北双沟等地拍摄了新四军在敌后战斗和生活的真情实况，以及威名远播的新四军骑兵团的新闻纪录片。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在淮阴成立苏皖边区政府，薛伯青第三次应约来到淮阴拍摄了当时鲜活真实的活动情况，为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新四军专题新闻纪录片。

　　正是这部珍贵的《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在日后不久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有力证据的作用。1946年春，在军调处三人小组活动时，美蒋反动集团造谣诬蔑新四军不抗日。为了对这种可耻的叫嚣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辟除此恶毒攻击之谣言，5月上旬，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南京中共办事处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周恩来用铁的事实驳斥了美蒋的不实诬蔑，并放映了《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的纪录片。这部影片全长1500余呎，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面貌，以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驳斥了美蒋反动派对新四军的造谣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