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一飞院某型号实现机电智能化跨越式发展(2)

　　2006年进所的苗毅还“晃荡了两年”，2009年进所的刘冬辉说，还没入职培训完，就被急着要人的各所所长要走了。2010年，他出外学习国外最新采用的机载某操作系统，当国外的代理公司对该系统进行演示时，所有人都蒙了。2012年年初，他接到了“一个月调通该系统”的任务，从无到有的难度不言而喻。“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刘冬辉投入了攻关中，四十多万行代码等着他攻克。随着型号的成功，刘冬辉成为了国内少数几个掌握该系统的人。

　　“越晚来所的，进步越快。”五所辛华锋说。以前新人来了，不安排具体工作，先跟着师傅学一年；现在是先压担子，以具体工作为牵引，在工作中学。五所的贾陈，来所的第二周就介入工作；3个月后，她独立负责一个方向；一年之内，她带领一个小分队，独立负责软件开发。邱可义，在他本科毕业来所的第3年，就负责全所的5个技改项目，虽然他还只是个普通设计师，但实际上干的是主任设计师的活。

　　“我跟青年同志说吧，时势造英雄，你们赶上了国家对这么多型号的投入。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低谷，可你们80后来了就没闲过。你们这一代要比我们强才正常。”副总师段卓毅说。

　　当今时代，以北上广为代表的大城市俨然成了中国大学生追梦的不二选择。让那些圆梦北上广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是，居然还有这么多与他们同龄的高材生，愿意扎根在一个与灯红酒绿相距甚远的小城镇。

　　“那时，全城就一条街，像个村子。”王剑回忆起他90年代刚来时的阎良。时至今日，阎良的生活水平在陕西也不算前列。这样的小城，来人自然不是奔着享受而来。王剑和今年新来院的毕业生座谈时，他反复问，为什么要来阎良？年轻人的答案不约而同：我要做事，我要有用武之地，我要工作得更有价值！

　　“是事业吸引人，让年轻人忘掉阎良的种种不利。”李守泽说。他认为，高技术产业设在经济发达地区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更多的发展机会干扰人的注意力，而持之以恒不受干扰能创造让人静心的研究环境。

　　刘冬辉，读书时就一直关注大飞机研制，虽然他的同学很多都选择了大城市，但他认为一飞院最具有科研实力。“干事业还得在小地方，在大城市沉不下心来。” 刘冬辉对他同学“恐怖的跳槽频率”尤其印象深刻。

　　冯军说，在阎良外界诱惑少，家离单位近，更让一飞院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去加班的路上”，和妻子王锦华在一个所不同科室的杨望诚说到。加班成了一种氛围，如带病加班的三所李国良所说，看着周围人都在加班，自己不加班会有“负罪感”。

　　有一次，军方首长来一飞院考察时，问眼睛熬得通红的年轻人高亮：“天天加班烦不烦？”高亮答：“没时间，顾不上烦。”

　　高亮告诉记者说：“我当时说的真是心里话，想都没想，脱口而出。真的没时间去想这些事，天天想的就是节点又近了，问题怎样解决，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想烦不烦。”

　　“加班，必须得靠指挥员带出来，说教是不管用的。”加班时，副总师、所长等领导往往都在，总设计师唐长红更是常坚持到最后。ARJ21型号期间，冯军把每天的型号工作会定在晚上11点开，这是他对设计员的制度保证：只要还有人在加班，领导就绝不离开。

　　“之所以成为战士，是因为在炼钢的环境里。”冯军点出了年轻人乐此不疲加班的原因。其实，冯军和其他领导一样，曾有过赶加班的设计员下班却赶不走的经历。任务周期太紧，以至于在一飞院频频出现“惜时”新郎，他们结婚都得“抽个空”。飞机是个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哪一个人就能让它飞起来的，大伙都明白，自己完成不了任务，同事就得承担更多。谁不加班，就会自己觉得与团队不合。

　　于是，晨昏相连的鏖战成为常态。这场与时间的争夺战，几乎可以用惨烈来形容。曾有年轻人加班加得太疲劳，以至于骑车时睡着了，摔倒后磕破了脸。连孕妇也不搞特殊化，从工作现场直接进产房的高玉伟，对于他人的惊叹不以为意，“这很平常啊，多干点是点。”

　　她的同事张梅芳说，孕妇不宜在电脑前久坐，毕竟担心有辐射，她常叫高玉伟一块跟其他孕妇下楼溜达，可她就像钉子一样钉在办公室。“这里让我有归属感。”高玉伟这么总结自己对工作的狂热。高玉伟的丈夫袁鑫是她西北工业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小两口双双投奔一飞院。高玉伟和她丈夫的办公室就在同一层楼，窗户对着窗户，可除了一起上下班，他们却忙得很难见到。在丈夫眼里，高玉伟是个“对自己苛刻、追求完美”的倔强丫头。当初高玉伟怀孕时，丈母娘数落这个女婿，怪他照顾不好女儿。可高玉伟不听他劝，产后一个月就上班了。在某型号首飞现场，当飞机平稳降落时，高玉伟随着人群跑向飞机。看着妻子雀跃的身影，这是她丈夫这么多年来头一回看她“难得的兴奋”。某种意义上来说，某型号可以说是她的又一个孩子。

　　和高玉伟合作过的二所聂培民说，高玉伟总是会主动与他沟通，给他的图纸做得也很细致，这让聂荣华不仅沟通无障碍，他自己的工作量也有所减少。

　　与人打交道的沟通能力也为副总师段卓毅所看重，作为考官他认为一飞院需要的是专业好、当过学生干部、开朗活泼的毕业生，因为“书呆子在工程单位难有成就”。他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聘时，曾面试过这么一个女博士。

　　段卓毅问她：“你知道三种人吗？”

　　她说：“知道，男人、女人、女博士。所以，我早早找了男朋友要嫁人。”

　　她的这种幽默感、反应速度，让段卓毅很有亲近感。他解释道，尤其是他曾当过所长的总体所，需要与其他专业开展大量协调工作，人没点亲和力，寸步难行。短短10分钟，段卓毅就拍板要招她，后来这名女设计员被一飞院送往国外进修。

　　而冯军看到了这些年轻人的另一面，心眼比较“轴”，五湖四海聚集在这方土地的年轻人，几年下来也往往会带有西北地方特有的木讷、能吃苦、实干的地域特色了。

　　面对这么可爱的年轻人，一飞院尽心尽力地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安居是人生大事，一飞院给年轻人提供购房的担保贷款，在团购住宅楼时，院里划出一半的房源给年轻人。刚来院工作1年的刘冬辉，就排到了大房子的名额。

　　是什么让一飞院这么偏爱年轻人？李守泽说，全院上下都明白，“我们的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未来有赖于年轻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