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罕：黄埔军校最受欢迎教官的悲情人生(3)

　　黄埔军校最受欢迎的教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共产党人提议下，国共两党于1924年5月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合作创办了在中外军界享有“中国西点”盛誉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当时，黄埔军校聚集了国共两党的一大批风云人物，高语罕也是其中的一位。

　　此时，受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聘请，高语罕被党派至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文史学家张卫强曾记述了高语罕在黄埔军校课堂上的一次精彩讲演：“（高语罕语）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吧！”这番道理讲得通俗、风趣，再加上高语罕为人十分和蔼，遂被誉为“最受学员欢迎的政治教官”。

　　1926年1月16日，高语罕应邀出席国民党二大，并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中共出席二大的党团书记。当时，针对广州的现实情况，高语罕曾提出了纯洁革命阵容、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他在一次集会上说：“改造整个社会，不是光靠打倒几个人就行了。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但如果不注意肃清我们阵线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南方恐怕也会出现段祺瑞。蒋介石倘若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也会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蒋介石闻知后，曾咬牙切齿地对亲信说：“高语罕骂我是段祺瑞，要好好对付他们。”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并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宣布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对于蒋介石此行为，高语罕予以强烈谴责，遂与恽代英、邓演达、张治中一同被蒋斥为“黄埔四凶”，下令逮捕。

　　此后，高语罕转赴上海，1927年3月又追随陈独秀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社社长，并任在武汉成立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校长。3月23日，蒋介石来到安庆，指使国民党右派利用流氓打手制造了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

　　高语罕对此极为愤怒，他随即以《反对与打倒》为题，在3月27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号召人们反对个人专政、以党治军、摧毁农工运动的蒋介石。4月初，高语罕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在其指导下，揭露蒋介石在安庆反革命行径的《三二三事变宣传提纲》刊行于世。此后不久，高语罕又担任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

　　4月3日，两名日本水兵乘人力车到汉口日租界南小路日本酒店门首下车，因付车资太少与车夫刘丙戍发生冲突，车夫身受重伤，路过的一名中国工人不平，上前援助车夫，日本水兵竟抽刀将其刺死。一时间激起民愤，人们将前来援助的日军擒获6名，加上4名日商，一起送往省总工会。日本领事闻讯后急调停泊在江上的水兵登陆，以机关枪扫射我国民众，制造了10人死亡、8人重伤、数十人轻伤的四三惨案。

　　惨案发生后几小时，高语罕即为《汉口民国日报》撰写《这叫做“亲善”》社论，严厉抨击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的行为，呼吁武汉市民立即组织“四三惨案”行动委员会，团结一致，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坚决斗争。

　　短短数日内，高语罕连续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蒋介石的试金石》、《不能再迟疑了》等数篇反蒋文章和社论，鼓动武力讨伐蒋介石。4月22日，他又与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于《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联名讨蒋通电。当时，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共有4名：3名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杨匏安、吴玉章，再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高语罕。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高语罕对汪精卫的罪行极为愤怒，他随即于当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主要武装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已向九江、南昌一带集结。在部队东进途中，高语罕不断向官兵揭露蒋、汪面目，宣传国民革命的目的，以及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主张。高语罕还以他中央委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的身份积极联络张发奎、黄琪翔、贺龙等将领，争取扩大反蒋反汪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