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伊斯兰国”影响：欧美遭恐怖袭击风险增加(2)

　　“伊斯兰国”的祸根所在

　　尽管“伊斯兰国”历史很短、规模有限，但其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除了直接的诱因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宗教与历史根源。

　　一、教派矛盾的恶果

　　在约为16亿人口的全球穆斯林世界，逊尼派占总数的85％，什叶派约占15％。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只有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巴林和黎巴嫩，而逊尼派则在从摩洛哥到印尼的四十多个国家占有数量优势。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歧最早始于公元七世纪对真主使者穆罕默德继承人的争夺，进而发展为对教义和伊斯兰法的分歧。逊尼派将什叶派蔑称为“萨菲人”（Safawis，背叛者）和“拉菲扎”（rafidha，否定回教真义者）。而伊朗、伊拉克官员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形容逊尼对手为“塔克菲利”（takfiris，变节者）。这种彼此妖魔化的做法过去几十年不断升级。

　　在伊拉克总人口中什叶派占54.5%，库尔德族、阿拉伯族逊尼派各占20%左右。萨达姆的倒台使什叶派形成了从黎巴嫩、叙利亚到伊拉克、伊朗的彼此相连的弧形地带，它们可以在控制波斯湾石油资源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互为依托、相互支援。对于中东逊尼派来说，虽然伊拉克的什叶派“变天”已无法逆转,但始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让逊尼原教旨派系在多国得势，特别是叙利亚什叶派危局让逊尼派海湾国家看到了挽救颓势的机遇。它们明里暗里尽一切可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欲置阿萨德政府于死地。据报道，叙利亚反对派的资金主要来自沙特和科威特；而伊朗则公开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贷款给阿萨德政府并帮助训练和武装来自各国的什叶派民兵打击反政府武装。[2]

　　2013年5月31日，卡塔尔大学神学教授尤素夫?盖尔达维（Yusuf al-Qaradawi）在多哈的一次集会演说中呼吁：“任何有能力、受过战斗训练的人必须去那里，我呼吁穆斯林去那里支持他们的叙利亚兄弟。”现年87岁的盖尔达维撰写过一百多本宗教书籍，其主持的宗教节目有数千万观众，堪称逊尼派的“教皇”。由于盖尔达维在逊尼派穆斯林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他的讲话随即引发海湾国家一系列高级神职人员呼吁对叙利亚什叶派政府进行“圣战”的表态。就连时任埃及总统穆尔西也在开罗的一次集会上挥舞叙利亚反对派旗帜，谴责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

　　在什叶派方面，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派人帮助阿萨德政权外，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印度的什叶派穆斯林也以保护什叶派圣殿名义来到叙利亚支持政府武装。流亡伊朗的阿富汗什叶派难民由伊朗组织起来加入叙利亚内战的阿萨德一方，报复逊尼派外国“圣战者”十多年前逼迫他们逃离阿富汗的行为。

　　二、国家认同的缺失

　　比教派矛盾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阿拉伯民族国家认同感的缺失。“认同”是对于“我是谁”的回答，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3]

　　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东大部分地区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殖民者依据自身利益将前帝国在中东北非的属地划分为不同国家，造成国家边境对民族、教派聚居区域的不合理切割。比如库尔德人聚居区被分别划给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四个国家。国内同质性低的先天不足，加上统治者为克服这种不足而长期实行高压统治，使这个地区许多国家长期未能衍生出国家身份认同。而同一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无论新旧民族都已经发展为国家，而在中东情形则相反：国家还在寻找民族”。[4]

　　与内部同质性低一样，国家间同质性过高同样妨碍国家认同的建立。在大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占主体的国家多达23个；伊斯兰教起源和发展于该地区，穆斯林在人口数量上又占绝对优势。这种民族、宗教同质化的现象，造成中东地区国家间又表现出一种“大家庭”特色。在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竞争中，国家认同处于劣势。在穆斯林内部，由于什叶派与逊尼派严重对立，宗教认同又具体表现为教派认同。教派跨国界分布的特征，使中东地区许多的政治、部族和宗教领导人可以向本国疆域之外的同教派民众寻求或输出支持。

　　二战以后，新兴的阿拉伯国家统治者确曾试图建构各自的国家身份。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官僚机构的完善和石油贸易的兴旺，中东国家大都实行相对稳定的独裁统治和某种程度的经济现代化变革。然而自90年代至今，历经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专制统治者纷纷倒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原教旨伊斯兰思想和极端恐怖力量迅速发展，本就脆弱的国家认同又被宗教认同所取代。

　　人口结构年轻化的状况和对专制统治的不满也促成了这种认同倒退。据联合国2010年数据，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人口的中位年龄[5]分别是18、21、24岁；2009年，中东和北非国家15—24岁人口失业率达到23%和24%。他们对国家独立和经济变革没有什么印象，亲身经历的是失业和种种社会弊端。在同独裁统治作斗争的“阿拉伯之春”中，他们获得了新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他们的世界观主要来自本教派教义，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首先是部族和教派，而不是国家。具体到伊拉克的教派斗争，逊尼派被边缘化破碎了他们作为伊拉克人的意识。“伊斯兰国”正好填补了这个真空，在人们震惊“伊斯兰国”残暴的同时，也应看到它为逊尼派民众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和目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