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骆驼”任弼时：曾两次被捕 三绰号彰显品格(3)

　　二次赴莫：中国团中央总书记出席少共国际执委扩大会

　　任弼时第二次旅居莫斯科是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左右，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这时，任弼时已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了。距前次旅莫不过两年，但是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洗礼下，他已成长为一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

　　任弼时1924年8月回国后第一项工作是按照党的安排到上海大学讲授俄语，同时参加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他担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及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的编辑员，和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英等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一个多月后，他的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团中央，积极筹备团的“三大”。这期间，任弼时用辟世、辟时、弼实、辟古等笔名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给当时的青年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1925年1月26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任弼时代表旅莫地方组织出席大会，并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刘伯庄等9人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又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5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是年5月，任弼时开始代理团中央总书记，7月21日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任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1926年下半年，任弼时亲赴广东检查团的工作，处理学生团体的分裂事件。正在此时，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会定于11月12日召开。为出席该会，任弼时乘苏联邮轮“列宁号”离开广州。在上海稍作停留后，偕新婚不久的妻子陈琮英一同赴莫。

　　由于近年中国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中国青年革命者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精神深令各国代表赞赏。因而，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会上受到各国兄弟组织代表的热烈欢迎。

　　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的团组织特地邀请任弼时参加他们的大会。因此，任弼时第二次旅莫时间比预计的延长了。利用这段时间，陈琮英被安排到东大学习。

　　在这期间，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也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著名讲演。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关于青年问题，斯大林指出：“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就尽力加强青年工作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当尽量估计到这种情况”。斯大林的这些论断，使任弼时更加感到责任重大。特别是军队工作问题，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党禁止共青团在军队中有组织，恐怕破坏了革命军队。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和斯大林的论断如此不一致呢？

　　带着这些疑问，1927年4月初任弼时偕陈琮英返回祖国。不料迎接他的是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及接踵而至的15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实行的大屠杀。这使上海的共青团员由8000人骤减到3000人，童子团由4000人减到1000人左右；广州的团员人数由6000多人骤减到3000多人，而童子团则大部分无形瓦解。严酷的现实使刚刚抵达上海的任弼时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以至在中共党史中留下了任弼时为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重重一笔。这不能不说与任弼时第二次旅莫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