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骆驼”任弼时：曾两次被捕 三绰号彰显品格(4)

　　三次赴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1938年3月底至1940年3月，任弼时第三次旅居莫斯科，历时两年。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旅莫，距第二次旅莫已是11年，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洗礼，任弼时已是一位干练持重的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

　　1938年，为了向共产国际说明国共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为了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何以决定派任弼时去呢？因为在中共中央决策层，任弼时是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最好桥梁，他既是中共自己培养的干部，又曾两次赴莫学习与工作，其个人经历是比较容易获得共产国际信任的。其次是因为他的抗战战略策略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并且有山西抗战的实践，他的宣传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3月5日，任弼时偕陈琮英离开延安，取道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乘苏联飞机抵莫斯科，不久，他接替因王明回国暂时代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的工作，并住进了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

　　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又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

　　任弼时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补充说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1938年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转变了。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

　　任弼时第三次莫斯科之旅是他四次旅莫中最忙碌的一次。他不但在国际讲坛上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而且亲笔撰文在苏联《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上向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人民进行广泛宣传。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9月，任弼时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10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数月后，他就在《真理报》上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他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中分发，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最早的中译本也凝聚着任弼时的心血。1938年，苏联外文出版局翻译出版中译本。任弼时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参加了部分翻译和校订工作。其中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任弼时负责校订。他对译文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完成一章，就让在莫斯科“中国党校”的同志们学习一章，同时检查译文的质量。

　　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发现并负责地解决了一些遭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使沉冤6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使被“挂”了3年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吉合(张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师哲顺利返国参加抗日战争。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回国。25日，任弼时同到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启程返国。同行的有邓颖超、陈琮英、陈郁、师哲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阿里阿罕等9人。

　　任弼时回国后，中共中央再也没有派驻代表去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