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毛泽东军事思想使中国兵学理论进入新时代(3)

　　3、民族文化影响着军事理论创新

　　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无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不论西方人打仗，还是东方人作战，都有谋略的运用。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战争史中，都有以谋制胜的光辉事例。但是，从理论创造讲，重权谋是东方兵学的明显特点。或者比较而言，东方军人多注意谋略，而西方军人更注重技术。

　　《孙子兵法》这部充满着军事哲理、谋略思想的兵书在东方问世后，西方的军事著作还停留于对战史的记述。相反，当西方人早已开始注意把科学技术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成果源源运用于军事时，东方军事家还停留于对《孙子兵法》的注释与考证。

　　考察军事学术史就会发现，在军事家的思想观念中，总是渗透着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他们在总结战争经验、创造理论时，总是要按照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所规定的价值尺度做出选择，从而形成了民族军事理论的特色。

　　《战争论》是一部颇有盛誉的兵学宝典，被西方兵家奉为圭臬。作者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牛顿力学定律研究战争，看到了战争的一些本质问题，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同时，他以牛顿“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理论，提出的“无限暴力论”，虽然被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但与今天的军事发展则相背。

　　我国兵学在发展中，一方面受到《易经》和老子的哲学思想的积极影响，提出了许多充满哲理、充满军事辩证法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谋略思想和军事原则。《易经》以阴阳八卦为逻辑起点，推论世事，微妙玄机，隐韬藏略。而老子的《道德经》，实际上就是一部论述权谋的书籍。《孙子兵法》中讲的虚实、奇正等对应关系，反映出了以易演兵的思维轨迹。另一方面，我国的兵学在发展中又受到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重仕轻技。自西汉之后，轻视自然科学的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从而束缚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西方从古希腊就有了阿基米德定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等，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接踵而来的有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力学定律、法拉第电解定律……有人统计，在欧洲几乎200年就要出一个科学天才，而中国则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风云历史，科学技术被知识界视为雕虫小技。这种思想反映在军事理论的发展上，就是不注意从新技术中吸取能量。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14世纪传入西方，但直到近代，外国侵略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腐朽的清朝军队还仍有人视这种火枪火炮为“邪物”，提出“以鸡血狗屎破之”等可悲可笑的主张。

　　不错，中国有四大发明，有许多非常实用的技术创造。我国科技史上，有大量的科技实践资料，有相当充分的实际运用经验，但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不能上升到理论思维。

　　1883年8月15日,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作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其中有一段涉及中国：“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运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以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这段对中国科学研究史的观察与批评，可以说入木三分，振聋发聩。我们不必计较批判的苛刻，他使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与亨利的批判相一致，在自然科学上因缺少理论思维，重实用而轻探源，技术创造始终停留于经验层面。这也就是“李约瑟之问”的谜底所在。

　　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具体应用水平上很高，以致有些堪称中国一绝的技术，但始终上升不到理论思维水平。其中原因很多，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所谓的“仕”，不重视研究此类问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仕”，并不是缺乏理论思维，他们多把理论思维用在了“人与人的关系”上，用在了治国安邦的“王者之术”上，用在了求取功名、进入官场上，用在了社会科学上。西方的知识分子曾为几何学上的平行线公理是否为定理，苦心求证，一代接一代，先后两千多年，最终创造出非欧几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绝对不花费那种精力的，而对于那些渗透着处世哲学、人事之理的书，却可以一代接一代去研究，种种论著，汗牛充栋。于是，淡化的“科本位”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日益加重的“官本位”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由此，军事理论远远离开了《孙子兵法》“兵权谋思想的开放性与吸纳包容性”，进行着封闭式循环。难怪唐太宗早就指出：“朕观兵书千章万句，盖莫超出孙吴。”实际上，继孙吴之后，兵家辈出，虽有一些见解独到者，但都不过是在原来的大树上增添几片叶子而已，看不出大的跳跃。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问世，使中国的兵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方法论用于军事理论的创造，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发现、也无法发现的民族解放战争指导规律，军事理论的发展终于出现了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