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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对日关系新思维”辨

2003年09月04日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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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9月4日电 妥善处理对日关系,力争使历史问题在两国长期友好交往中淡化,我们固然要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襟;但那东海对面的国度,亦不可忘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

  最近,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士主张: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要有新思维,不应纠缠着历史问题不放,应把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看待,使之在国际上得到正常国家应有的权利。

  这一观点好则好矣,然而在我看来,中日关系要有一个好的发展,除了中国人对日本要有新思维之外,恐怕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的精英阶层能够在对华态度上采取一种新思维。

  今日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恩恩怨怨,许多是由双方文化认知的不同引起的。中国文化几千年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在对外交往中讲究王道、宽厚,有时甚至达到以德报怨之地步,无非是希望以王道感化对方,求一个“和”的境地。

  但日本人另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文化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对待的。”此种观念之下,认错往往只是认输,是对强者权力的认可,而非对自己罪行的愧疚。他们可以心悦诚服地为二战时迫害英美战俘行为认罪,却不愿为在中国犯下的更严重的罪行道歉,其逻辑也在于此。

  在历史上,日本也曾对中国文化有过尊崇。我国唐代时,日本大力借鉴中国文化,留下很多文化交流的佳话。但近代以降,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积极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定位中国。中国在日本眼里,特别是在其精英阶层眼里,就不再是一种文明、进步、值得效仿的榜样,而是一种愚昧、落后、不争气的象征,是梁启超痛斥再三的“老大帝国”。日本人无论是侵略中国、攫取利益,企图直接控制中国;还是支持中国革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其目的不外乎是希望能够确立对于中国的领导权,带领中国走向“共同繁荣”,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基于这种思维,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伤害最烈却鲜有愧意。每当中国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之时,总是由于受到日本实质性的伤害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这样的伤害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洋务运动,虽然今天对这场运动或许会有诸多不同的评价,但毫无疑问,洋务运动还是开启了中国科技、工业,包括军事现代化的先河。当洋务运动小有成就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使其彻底破产。对一个“蕞尔小国”的战败以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基本上阻滞了清政府自身现代化的努力,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另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政局终于稍事稳定,1927~1937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但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使中国社会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近二十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根据许多报道与调查,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愈来愈负面。二十年前的民意测验显示,80%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友好的感情;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却大大降低了,很多人担心“中国威胁”,进而在许多方面对中国进行品头论足的批评。

  解铃还需系铃人。化解日本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中国人固可作一些努力,但关键是日本人要有一个新思维。即接受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接受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不再是落后愚昧的象征,不再是贫穷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并已迸发出现代生机的国家。

  基于此,中日关系的症结不是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中国目前致力于经济发展与国家统一,这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必然追求的事业。日本可以有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尊重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愿望,以经济竞争、文化交流等方式与中国展开一场正常的竞争,在竞争中达致双赢的格局。第二,沿袭其近代以来的基本逻辑,视中国为二等国家、次等国民。对中国的态度或傲慢,或怜悯,但决无尊重。如此,则日本很难接受中国的发展与统一,甚至可能以台湾问题或其他什么借口再次加害中国,阻碍中国的发展。

  棒球有一条规则,三次违规则出局。英文中常借此隐喻可以宽容再一再二,决不可饶恕再三再四之义。日本近代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先后两次横刀隔阻,现在是考验日本精英智慧与良知的时候了。(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李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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