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卡溯源：古代中国和古代欧洲自发形成
据说，贺卡的文化传统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国；一是欧洲。在我们中国，由于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礼”，礼节中的许多内容是靠形式来表达的，比如贺卡。在公共节日或个人重大事情前呈送贺卡，一来形式庄重，二来提早通报对方。汉朝以来，贺卡作为传统形式一直被延续保留下来。
贺卡初期叫“名帖”，西汉称之“谒”，今天贵宾相见还在说“拜谒”，东汉后叫“名刺”。“名刺”一词日本至今仍在使用，就是我们常用的名片。唐宋以后，贺卡的名称有所变化，功能有所拓展，称为“门状”或“飞帖”，到了明清，又叫“红单”、“贺年帖”等，听着名字就知功能越来越世俗化，文人之间的文雅逐渐远去。原因其实很简单，古代教育不够普及，识文断字的人少，贺卡最初都是在达官贵人之间传递，起点颇高，进入商业社会，贺卡就多了一分热情，少了一分酸腐。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过年时，用赤金箔做成贺卡，御书“普天同庆”赐予大臣。这一形式由帝王发明，迅速在民间普及，不过民间没有皇家那么奢侈，不敢使用金箔，改用梅花笺纸，竖写，右上端为受贺者官讳，左下端为贺者姓名。
贺卡的商业性邮递也从宋代开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中载，每逢冬至、近年，“凡在外官，皆以状至其长吏”，这是邮政作为贺卡信使的最早记载。由于贺卡可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而此种交往又往往以短句表达，比如宋代常写“敬贺正旦”，久而久之，贺语就出现了程式化，言简意赅、讲究喜庆、互送吉语，传达人们对生活的期冀与憧憬。
到了明清，贺帖出现了一种独立的样式。清褚人获在《坚瓠首集》卷一中有这么一个记载：“元旦拜年，明末清初用古简，有称呼。康熙中则易红单，书某人拜贺。素无往还、道路不揖者，而单亦及之。”红单就是专用于年节而用红纸制作以表示吉庆意味的贺帖，显然不能在平日中作为名纸使用。这红单可说是中国古代出现的一种真正的贺年卡了。呈送贺卡名帖等更有一套礼仪，按规定仆人不能亲自用手呈送贺卡，故发明了拜匣。拜见时仆人所持匣盒，呈长方形，大小正好容纳贺卡名帖，见主人后，仆人不能直接打开用手取出卡或帖，必须打开拜匣，让主人取出。
由于贺卡是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在亲手所写的字里行间，渗透出情感、美感、墨香、书香，呈现出独特的韵味。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仅28个字，但有心情、有亲情、有叙事、有背景，是一篇难得的同时表现出情感、美感、墨香、书香的作品，是一件古代书札的绝品。
而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贺卡形式也是自发地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贺卡最早出现在1843年的英国。当时贺卡上只有一句话，但直至今天仍在西方贺卡上最常见到，这就是“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to You”(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贺卡文化之所以流行，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艺术化的设计，二是大规模的印刷。贺卡一般文字不多，装饰性很强，就必然要有文化、有设计，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艺术设计。据说，早期贺卡的印刷商高薪争相聘请艺术家进行贺卡设计，并且还举办“艺术设计”大赛，奖励优胜者。另一方面，就是现代邮政的建立和邮票的使用。这两大因素使得贺卡文化从早期贵族精英手工制作、专人专送的小众文化走向大众化。
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贺卡文化的源流主要有两端：情人节卡与圣诞卡。现存最早的纸质贺卡就是15世纪的情人节卡，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贺卡对英国人来说，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圣诞卡和圣诞树一样，是西方圣诞文化的一部分。
贺卡是零距离增加人与人情感的方式，它比短信、网络人情味更浓，也更能迎合人们对个性化的需求，因此，在情感交流方面，仍有着现代通信不可取代的优势。山东省社科院经济专家冯群力认为，与电子贺卡以及手机短信等祝福方式相比，传统的贺卡仍然有其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情感性、实用性、艺术性，这也是未来贺卡生存与发展的三大出路。小小的贺卡会起到不让对方觉得被冷淡、被疏远、被遗忘的大作用。
贺卡是纸、笔、信最仪式化的结合，纸是精美的卡片纸，笔是一定要写出端庄字体的笔，信是最仪式化的问候语。贺卡与其他通信方式相比，最大的特点便是可以更虔诚地书写问候语，嘘寒问暖或表达心底的深情厚谊。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问候语会让无尽的祝福永驻方寸间，十分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