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上访34年讨回清白 被告知是“特殊年代悲剧” (2)

　　“我是个模范工人，在厂里管车棚时年年抓小偷、年年得表扬，怎么会自己偷东西呢？”在本单位申诉无门，李俊林只好背上材料，找五机局、找省国防工办、找省纪委……然而，一圈下来，问题还是被转回了厂保卫科。

　　情急中，李俊林坐上了从西安北上的火车，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京上访者之一。

　　北京之行的收获：最高检作出批示——申诉转陕西省纪委，要求认真复查！满怀欣喜的李俊林回到西安，却被当地公安机关逮了起来。

　　1979年8月1日，李俊林被戴上手铐，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会后游街，并被投入公安机关看押。9月23日，经当地公安分局批准，李俊林被判两年强制劳教。这次的理由是“不服处分，纠缠领导，无理取闹，影响工作秩序”。

　　如果不是大半年后的一次偶然事件，事情未必能出现转机——1980年5月30日，真正的盗窃犯再次行窃时，被厂值班室的工人逮了个正着儿。公安机关经过侦查，确认该犯3年间盗窃现金、物资总价值5700元。这个数字，恰好是李俊林被开除厂籍时认定的“盗窃金额”。

　　真正的罪犯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正在强制劳教的李俊林得以“保外就医”。随后，解除劳教。工厂也在第二年恢复了李俊林的厂籍和工资。

　　事情按说真相大白，但令李俊林委屈的是，没有一个单位站出来给自己“平反”或恢复名誉，哪怕只是一个“交待”。李俊林档案里的身份，依旧赫然写着“1979年因盗窃问题被强劳两年”。

　　为了洗脱莫须有的罪名，李俊林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讨说法”。

　　1983年，工厂党委复查，做出一个令李俊林“哭笑不得”的决定：将李俊林“盗窃赃物”折价由5019.20元改为1742.75元，定性处分不变。

　　由“大盗”变成了“小偷”，这显然不能让李俊林满意。“‘小偷’这个字眼，像根刺一样，长年扎在我心上。”李俊林决心做一个洗刷匠，一点点刷掉涂抹在自己人格上的污渍。

　　拿出仅有的两万元积蓄，李俊林又开始奔波在西安到北京的铁路线上，“要个说法”。

　　此时的李俊林，解除劳教后被工厂重新安置，在厂里的蒸饭锅炉前司炉度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将工友们从家里带来的大米、蔬菜、肉送进蒸笼，快下班时，再将蒸好的饭盒摆置停当，等待大家来领。

　　只要轮休，李俊林一定会照例进城。厂子离市区20多公里，他跑了纪委跑工办，跑了公安跑信访……态度好的，给沏上杯茶；运气不好时，连门都进不去；大多数人则是在听完他的唠叨后，抬头扔过来一句：情况我们知道了，你回去等回音。

　　回音总是很难等到。他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却大多用在了告状上。

　　往返北京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票，他攒了几本子。每次进京，十天半月，他提着那个早已磨花了皮、撑得咧开嘴的老式革子包，窝在几块钱一宿、10来个人的大通铺。街边小摊，两三个包子就是一顿饭。

　　因长年“告状”，3个子女也受到牵连。大儿子参军，政审泡汤，女儿和小儿子单位里评优也没少受影响。

　　有人问李俊林，你有修车的手艺，早年开个汽修厂，人生就是另一条路，还较什么真？李俊林有些气，一手撑拐杖，一手扶着当年被打落下病根的腿，话音有些颤：“我也想开，但背着黑锅怎么开？”

　　他说，自己常常在半夜哭醒，梦见顶着烈日，在荒漠中跋涉，怎么也走不到头，“苦得没法说”。

　　接下来的10年里，事情一点一点进展着：1984年5月3日，以兵工局为主、省科工办参加、工厂配合，组成的联合复查组，将赃物折价由1742.75元纠改为375.85元。

　　1985年5月5日，省科工办纪委再次复查，将赃物折款又从375.85元纠定为37元，定性从“盗窃”改为“小摸小拿”。

　　1987年12月10日，省纪委又召集科工办、兵工局、庆华厂等单位重新复议，决定：“37元的问题”不再作为尾巴保留，由庆华厂一次性补助李俊林一千元。

　　“‘不再作为尾巴保留’意思是说我偷了东西，但组织上很宽大，对我既往不咎了。为什么谁都看得明白的事实真相，却似乎永远遮遮掩掩，言不能明？”李俊林拒绝了一千元的补助，继续讨说法。

　　1992年，省国防科工办与省信访局共同研究，决定对李俊林的问题“给予彻底纠正”——“37元的尾巴问题”彻底纠正，同时要求庆华厂“采取适当方式为李俊林同志恢复名誉”，并由厂方一次补助李俊林三千元。至于李俊林，则应“息诉罢访”。如提出其他问题再行上访，“概不受理”。

　　“文件”虽然下来了，但“恢复名誉”的决定却迟迟没有落实。“一点动静也没有，厂里大会不给我开，小会也不开，文件也不发，有关领导也没有认错。”

　　这一年，李俊林已经60岁了，但他仍不甘心：“37元的尾巴问题”只是“彻底纠正”，而非期待中的“彻底平反”，从法律上讲，李俊林的“小偷”身份没有实质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