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探访德国二战老兵：勇敢的反思 不做历史盲人

　　“只有敢于直面历史、正视自我的民族，才是一个拥有尊严、值得尊重的民族。”

　　在寻访和收集了数十位德国二战老兵的反思、忏悔后，留德学者朱维毅博士发出如是感慨。

　　当有些人还在竭力回避历史、粉饰曾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候，德国政府和老兵们的深沉反思，尤显意义悠远。

　　1988年，朱维毅赴德留学。

　　第一次来到柏林，让朱维毅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施普雷河两岸的风光，而是市中心的一座残破教堂。“教堂的钟楼只剩底下一半。当地人告诉我，这座老教堂在二战中受到了多次轰炸与炮击。战后，政府尊重市民的意愿，对残骸进行加固、保护，警示后人。”

　　在柏林攻读博士的日子里，朱维毅感到，战争的记忆并不遥远，相反，它时时刻刻存在于生活中。“我在我的房东和几户邻居家里都曾经看到他们年轻时着军装的照片。房东告诉我，我现在能见到的德国老头几乎全是当年的军人。”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当年究竟经历过什么？他们内心如何看待那场战争？朱维毅非常好奇。因此，只要一有机会和他们聊天，他总会想办法从他们口中“掏出”一些对战争的感受。

　　接触的老人越多，朱维毅受到的震撼也越多。从2000年开始，他决心系统地寻访这批二战老兵，把他们的回忆和感受记录下来。

　　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德国人常常提起一个词，叫“零点”。就是说，从这个时间点起，总结教训，重新开始

　　一天，在德国读书的朱维毅的儿子听了一场题为《教育和战争》的报告。报告结束后，他找到主讲人、二战老兵罗迪：“您能不能和我爸爸谈一次？他正在寻找像您这样的老兵。”就这样，朱维毅认识了罗迪。

　　1941年，20岁的罗迪和三个哥哥先后踏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他被编入“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那是当时德国装备最好、专门用来打硬仗的精锐师。

　　四年后，当他回到柏林时，一只眼睛丢在了高加索战场，另一只眼睛重伤后看不清东西，右肺也只剩下三分之一。母亲告诉他，兄弟四人，只有他一人回来了。

　　“那块打瞎我右眼的弹片至今没有取出来，它常常会自己移动，现在，它在我的这个部位。”罗迪指了指自己的右腮说，“对战争的残酷记忆，一直都在我身体里。”

　　朱维毅从罗迪那里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词——“零点”。“我们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德国人常常提起一个词，叫‘零点’。就是说，从这个时间点起，总结教训，重新开始。但这种总结并不轻松，因为我们的教训太沉重了。”罗迪说。

　　每个人心中的“零点”都不相同。罗迪的“零点”是1945年4月被关进战俘营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曾经狂热追逐的战争结束了，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但令他的内心真正开始反省的，是那个在荷兰度过的夜晚。

　　罗迪告诉朱维毅，战争结束后他有一次去荷兰，一场瓢泼大雨让他的摩托车熄了火。正当他在雨中摸黑修理摩托车时，一位当地人请他到自己家中避雨。在与主人聊天时，他意外地发现，眼前这位帮助他的人是个犹太人。二战时，这个犹太人的全家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只有他一人活着出来了。

　　“我带有几分歉意地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帮助我这个德国老兵。他冷静地说，难道我们在经历了这场战争后，还学不会和睦相处吗？”

　　说到这里，罗迪摘下眼镜，默默地擦拭眼角的泪水。

　　必须让年轻人理解什么是罪恶的战争，这样才能让他们不再遭遇我们经历过的命运

　　当朱维毅见到奥克尔时，眼前的这位白发老人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声乐教授，他说话的声音特别洪亮。很少有人知道，二战期间他曾是德军的一名中尉。

　　“1944年，我在苏德战场的一场战斗中被击中了肺部，就此从战场上被抬了下来。”

　　“这一枪是战争留给你最深的伤害？”朱维毅问。

　　“不，最深的伤在心里。”奥克尔说：“1944年6月，一枚炮弹落在我的阵地上，我立即下令所有人后撤，但我身旁的传令兵受了重伤，他的大腿动脉不断地冒着鲜血，人已动弹不得。情况很危急，在不设防的阵地上，只剩下我和传令兵，眼看着对方马上要冲上来，我把手伸向了手枪套。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手在颤抖，但作为他的连长，我能为他做的只能是帮他缩短死亡的过程，然后尽快埋葬他。我永远也无法忘记我用手枪指向他时，他注视我的眼神。”

　　眼泪顺着奥克尔的眼角流了下来，他哽咽着说：“每当我想起那一刻，心就会发抖。”

　　几十年来，他都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这一幕。

　　直到他鼓足勇气走进布莱梅的一所中学，给孩子们讲述二战经历时，他才第一次把这段痛苦的经历说了出来。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写过一本二战回忆录，但我的儿子把它藏了起来，因为他不想让我的孙子知道自己的爷爷是个杀人凶手。”

　　然而，奥克尔还是向这些孩子坦陈了自己的过去：“我之所以选择在这些年轻人面前敞开我带伤的心，是因为他们现在只能在教科书或者电影里看到所谓的二战，这样下去，我担心人们对那场灾难的认识会变得越来越肤浅，甚至会因为小说或者电影的视觉刺激而产生娱乐效果。长此以往，真正应该记取的东西就被遗忘了。所以我们必须让年轻人理解什么是罪恶的战争，这样才能让他们不再遭遇我们经历过的命运。”

　　朱维毅忘不了奥克尔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曾经醉心于军人的荣誉，渴望在战斗中证明自己，但我现在反对一切战争。这种转变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一直都正视历史，不躲避、不否认、不美化、不沉默，我想这是我能从‘零点’上再次站立起来的基础。”

　　一个民族如果必须用无辜生命的鲜血才能擦亮眼睛，看清自己和别人，这是很悲哀的

　　在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小村庄里，朱维毅从83岁的雷曼口中，再一次听到了“零点”这个词。

　　二战期间，雷曼随部队一直驻扎在荷兰。1941年，德国在东线的战势需要增兵，雷曼所在的连队被抽走了50名士兵，他的名字被排在候选名单的第52位。

　　“我那50名战友后来全部在苏联战死，无一生还。”老人深深叹了一口气。

　　1945年，雷曼加入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一个星期后，他被投入战俘营。“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离开战俘营的那天，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从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完好地活了下来。那一天就是我的‘零点’。”

　　从此，雷曼对于战争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曾经的信仰和观念时常在他的头脑中不断碰撞。他告诉朱维毅，“我们这一代德国人之所以选择希特勒，大多是出于改善经济的需求，而不是因为他‘反犹’；但是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中慢慢接受了他的‘反犹’立场。战争结束了，我们从错误中学到了很多，但却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很赞成豪斯总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这段历史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访问老兵凯斯讷时，凯斯讷给朱维毅看自己1944年拍的照片：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带着些许腼腆的笑容。

　　“这就是我，不到18岁就穿上军服了。年轻人好像都有一种喜爱军服和武器的潜意识，小男孩从小喜欢把枪作为玩具，这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但那场战争使我变得憎恨军服。”

　　凯斯讷向朱维毅讲述自己的“零点”：“那是在一次行军途中，我们遭到伏击。一个战友心脏中弹，一头栽倒在我驾驶的汽车的前面。他的军服上衣被汩汩流出的血全部浸透染红。那场面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所以战后我发誓不再穿任何制服。”

　　“一个民族如果必须用无辜生命的鲜血才能擦亮眼睛，看清自己和别人，这是很悲哀的。”凯斯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