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车变高铁蛇皮袋变iPad 春运回家路走过60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上世纪50年代，坐火车回家是一种奢侈。

七十年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京站，很多人打着铺盖等在站外。

八九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旅客进站。

2010年后

　　如今，高铁因其快速舒适倍受乘客青睐。宋峤 摄

　　今天是除夕，由于不少单位都是除夕当天才放假，所以在车站步履匆匆的旅客们，眼神中都透着焦急。而细观过往旅客，全然没有了当年背着蛇皮袋一路狂奔的景象，大多是背一个简单的小包，顶多一个拉杆箱或者一个背包，旅客要么玩游戏、要么听歌、要么玩iPad，一个比一个忙碌，一个比一个时尚。时光倒流，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成立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春运的历史，正是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度过了整整60个年头。

　　铁路春运大事记

　　1954年，首次明确春运为春节前后一个月。

　　1976年，铁道部通知中，第一次出现“春节旅客运输工作”的提法。

　　1997年至2003年，客流继续增长，铁路部门以三套梯次运力方案应对日常客流、高峰客流和突发客流。

　　2007年，动车组列车加入春运行列，旅行舒适度大幅改善。

　　2012年，京沪高铁投运，京沪方向基本告别春运难题。

　　春运60年 那些事 坐火车去新疆，从五天五夜到41个小时

　　五六十年代：坐趟火车还很“奢侈”

　　1954年，这是个在春运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那一年，春运日均客流量73万人次，高峰日90万人次。这是关于铁路春运的最早记载。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客流主要是到东北、西北支边的钢铁、石油、纺织企业职工及知青的探亲客流，特点是客流相对集中，且方向性强，客流方向则与现在正好相反。节前，下乡知青和支边企业职工纷纷乘火车回到大城市的家中；节后，一趟趟列车又把他们送回到边疆、山区或农村。

　　今年65岁的何玉兰，是1965年下放去新疆的知青，而这一去就是20年；20年期间她往返于新疆南京多次，也见证了这条铁路上列车的改变。“1965年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是学校组织的，我还记得我坐的54次列车整整走了5天5夜才到吐鲁番。”当时的何玉兰才刚满16岁，她第一次坐这么远的车。饿了和小伙伴们吃2毛钱一份装在铁盒子里的盒饭，渴了就请乘务员倒点水，水还经常“断货”。

　　1969年，攒了好久的钱，何玉兰第一次回家探亲，当时的吐鲁番车站还叫大河沿车站，下放在此的何玉兰买不到回家的车票“那时候车子少，车票都在起始站乌鲁木齐卖光了，我就买了站票。”五天五夜的路程，一路上都有好心人主动给她让座，“买不到坐票，卧铺又太贵，站票也要30多块一张，回家很奢侈啊，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十几块。不过现在想想，真的挺感动的，要不是有那么多好心人，我很难撑到家。”那个时候的车厢条件十分艰苦，洗漱间里一年四季都是冷水，冬天的时候连冷水都供给困难，厕所和洗漱间都挤满了人。

　　现如今，从南京到新疆的空调特快只要41个小时，餐厅、开水间一应俱全。2011年的时候何玉兰又坐上了去新疆的列车，去看望自己当年的好友，“以前我都是从南京带东西去新疆，鲜肉、香肠、麻油，那里吃的少、物资贫乏；现在刚好反过来了，亲戚朋友都要我从那带葡萄、大枣回来，真是不一样了。”

　　七八十年代：首现学生流，临客应运而生

　　1978年，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重新开始。学生正式加入了春运的大军。随着经济搞活，个人外出经商也不再被别人看成洪水猛兽。因此，改革开放的头几年，春运客流主要以探亲流和学生流为主。春运的列车上，不再只有支边的工人和探亲的知青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公路和航空运输并不发达，只要有火车的地方，绝大多数旅客都会选择铁路出行。春运期间，探亲流和学生流的双重叠加，长途客流和短途客流的双重叠加，开始让图定旅客列车不堪重负。“临客”因此应运而生，肩负起它艰巨的历史使命。

　　“临客”是临时旅客列车的简称。1984年起，铁路开始开行春运临客。那时客流大多以短途旅客为主，直通旅客仅为1535万人次。由于客车车底不足，为了把积压的旅客运走，铁路部门迫不得已使用平时运输货物的棚车充当临时旅客列车。在漆黑的棚车里，不要说旅途服务，就是基本的乘车环境也无法满足。

　　59岁的谷守训是上海铁路局南京客运队宁成车队的一名列车员，在列车上工作42年的他，今年是他的最后一次春运。改革开放以前，春运的“加班车”远远满足不了旅客们的需求，所以“闷罐车”就派上了用场。“闷罐车”本来是运货的，所以没有座位，连厕所都是用芦席围个圈，里面放个桶，车厢都是隔离的一节节，人没法从这节车厢走到那节。“那时候也没办法查票，就上车的时候，乘客把卡票拿出来凭票上车。”

　　1979年初，工作还不到一年的铁路客运员管春保19岁。管春保回忆说，当年列车抵达后，车上已挤得满满当当，从车门上车比登天还难。为了让旅客上车，眼看着挤在门口就是进不去，一着急，客运员会“踹”一脚，上车的旅客一定不忘大声说“谢谢”。

　　九十年代：民工流来了，买票队伍排出售票厅

　　铁路春运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以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流域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拥入广东地区。农民工，迅速成为铁路春运客流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民工流”占总客流的70%~80%。为了适应“民工流”带来的客流高峰，铁路开始大规模开行临时旅客列车。那时的临客以“绿皮车”为主，“棚代客”(以棚车代客车)的现象依然存在。由于价格相对便宜，临客的超员现象十分严重。

　　1991年，21岁的张淑菁刚到南京站担任售票员，就被那一年的春运“震撼”了。“那时候南京站还是老站，窗口只有20多个，而且是不透明的，只有一个拱形的洞让售票员接触旅客。”而每天只要一开售第二天的车票，在铺盖卷上睡了一夜的人们就一齐涌向窗口，“一个窗户里面伸进来七只手，我就只能不停地喊‘排好队’！”“91年的时候还是卖的卡票，每个售票员面前都有一个小柜子，里面摆着打印好的车票，旅客要票了，就拿一张，贴上座位然后给他。”张淑菁说，如果遇到卡票上没有的站名，我们还要翻阅站名表，给旅客开代用票。

　　90年代的南京，也是民工输入地，节前去北方的车票十分紧张。“票厅太挤，就只能在站前广场做一个围挡，限时放人进站购票。”为了让旅客们把队伍排起来，工作人员几乎人手一个大喇叭，但尽管如此，还是经常被潮水般的旅客冲得东倒西歪。“后来96年的时候随着列车不断加开，站名不断增多，换了微机售票，一卷纸5000张票，2天就能卖完。”而这两年，张淑菁忽然又发现前来购票的人少了，窗口的队伍每天都不超过3米，“好多旅客直接刷身份证进站，连学生票都可以在自助售票机上取了。”

　　世纪之交：六次大提速，春运没那么难熬了

　　90年代末，随着“黄金周”的出现，人们又有了更多的闲暇和出行时间。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的高度汇集，创造了“三流叠加”这个新词汇。为了适应客流高峰，铁道部开始采取“停短开长”、“停货保客”、“北车南调”、“增开临客”等多种方式来缓解客流增长的压力。到2000年，为了缓解客流压力，铁路临客的开行数量又重新恢复到一个高水平，达到9873列，此后每年以平均2000列的幅度增加，到2006年达到了2.18万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