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车变高铁蛇皮袋变iPad 春运回家路走过60年(2)

　　1997年4月1日中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提速调图全面实施，拉开了铁路提速的序幕。这次提速调图，提速列车最高运行时速达到了140公里。1998年10月1日零时第二次大面积提速调图开始实施。这次提速调图，快速列车最高运行速度达到了时速160公里……2007年4月18日零时，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正式开始，“D”字头动车组列车的开行，将速度带入了200公里以上。与此同时，春运旅途变得不那么难熬。车票的价格也不断上浮。

　　客运员谷守训看着农民工旅客的衣服从原来的褂子套褂子，变得更加体面，卧铺车厢也越来越多。同时，超员率从90年代的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到了现在的规定百分之二十，但最高峰的时候仍然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但是，一票难求的局面依然没有打破，拿到一张票，对很多人来说，依然需要经过一场“激战”。中国的人均铁路仅有6厘米，不足一根香烟长，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瓶颈。而2008年那场冰雪灾害，让人体会到，回家对于一个打工在外的人，是类似于宗教般的信仰。跑了40多年的春运，作为一名一线员工，他说没有办法，人实在是太多了。探亲流、学生流、民工流，再加上现在的旅游流，这场大的人口流动解决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现如今的春运

　　高铁网络越铺越广 抢票大战依然惨烈

　　2010年后，随着高铁的逐步成网，大能力、高速度、高舒适度的高速铁路成为铁路春运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京武广、沪汉蓉(合宁、合武、汉宜)、京沪、哈大、郑西等长距离高铁的建设，高铁辐射方向运输紧张大大缓解，除特别高峰日外，基本可以做到满足客流输送需求，旅行舒适度也得到极大提高。

　　2010年9月15日，中国银联与铁道部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支付渠道完善、铁路金融产品创新、增值服务体系建设和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深入合作，共同推进铁路购票支付电子化，实行网络订票实名制，一人只能订购一张车票。2011年9月起，全国所有动车票都可以网上购买。与此同时，南京高铁南站的建成，为南京站分走不少客流，客流高峰也没那么拥挤了，记者昨天在南京站候车室，看到昔日人满为患的候车场所，竟然十分空旷。这也与铁总要求的“春运常态化”密不可分。

　　“网上都能买了，谁还去火车站排队啊！”今年春节准备回哈尔滨老家的窦晓敏说，他这两年的车票都是在网上搞定的，登录12306网站，不到5分钟就支付完成了，临出发的时候到郑州火车站的自动取票机上取票就可以了。而据了解，随着网络购票的兴起，不少人已经把买票从排长队变成了“点鼠标”。而为了鼓励旅客网络购票，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和电话可以比窗口提前两天购票，更是让“点鼠标”购票成为旅客出行的首选。除此之外，手机APP软件、电话也可以同步抢票。抢票大战从地面打到了网上，但依旧激烈。高峰期间，大多数热门车票都会在开售后5~10分钟售罄，个别车次甚至仅20秒就已显示无票。当然，对于不少农民工来说，网络订票仍是一道门槛。有媒体对年龄在30岁上下的务工者进行调查，仅有四成选择网络订票，而没有网银、不知道如何支付是阻碍他们网络订票的最大障碍。（通讯员 祖韬 罗春晓 张凯 实习生 熊莉）　　

    春运60年 那些人 本报3代记者的春运记忆

　　20年前的春运采访笔记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春运，记者的体会就是肾上腺素过度分泌的日子，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围绕着“回家”这两个字兴奋、紧张，直到疲惫不堪。翻开20年前采访笔记，拾起一个个细节，每年春运前不停的会，各种运输组织方案的采访，客流高峰期的现场探访，雪、雨、雾、冻“四害”天气时值班编辑随叫随到，春运记者历来是伤不起的“爆旋陀螺”。

　　一个人的春运

　　春运诸多挤火车记忆已经模糊，采访本里有多达22页采访记录勾起了一段挤火车的经历。那是1992年到河南原阳的跨省采访，一架“米-17”直升机在原阳县城撞楼坠入人群，死33人伤46人，记录了22页的惨剧是回忆最强悍的铆接点。

　　接到采访任务天刚擦黑，晚七点有一趟上海至太原的车经停郑州，买票上车已是奢望，打电话请南京铁路分局宣传部新闻干事直接送站，找到列车长准备送上车，而这次旅程终于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挤火车。

　　每个车门扒满了人，列车长叫两位列车员从餐车的位置将我推上车的，意图让我在餐车营业后让我占个座，可我跟带路的列车员就是被堵在过道里做了近30分钟的“人肉三明治”才挪进餐车。而餐车里零距离站满了人，餐桌上也坐着人，餐车也根本无法营业。最后，列车员只得将我安置在厨房门口，既免去人挤人的痛苦，也避免非餐车工作人员进入操作间的麻烦。

　　就这样饥肠辘辘的我倚着门框当了4个多小时的厨房门神。列车到达徐州，餐车才开始松动了一些，餐厅也开始营业了，一些占了餐椅的旅客也只得嘀咕着满脸不高兴地起身让出座位，等我吃完饭，那位让座的老哥拍着我的肩膀想将座位要回去，气得餐厅服务员指着他鼻子数落不已。那老哥犹豫了一下，突然向我伸出了手，“给十块钱，位子让你。”我感觉有点可气也觉得可乐，但还是掏了10元钱拍在他手里。原阳坠机事件采访结束，我倒是对那位老哥生出一丝感激，他的那个座位给了我采访前4个小时打盹机会。

　　一群人的春运

　　记者采访本里还记录着一串数字，这是记录1994年春节民工回家带什么过年准备的素材。记者去了省里一家果品食杂公司。椰子汁，6车皮(360吨)；速溶咖啡与伴侣，1车皮；果肉果汁，2车皮；果茶，2车皮；营养品，200吨；虾条、鱼片、麦圈，200吨；方便面，3车皮……女经理报出的数字基本以车皮计，那大多数东西运输应该是铁路来承担的。经理说，80%食品在南京铺货，而其中接近20%的购买力来自回乡民工，这个数字已等同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农村铺货的总量，这是春运的“点金棒”的魔力。

　　1994年采访本里，还有众多的公众熟悉的姓名。盛光祖，“末代”铁道部部长，90年代时任南京铁路分局局长，记者印象中他出现在春运现场时，永远嗓门洪亮，精力充沛。王凤英，中央门长途汽车站第一位劳模，去年她已经去世，她当年糯而平缓声音在广场从手持电喇叭传达给旅客，就能安抚人们躁动情绪。李瑞，中央门长途站第二位全国劳模，现今南京汽车南站书记，当年春运中她声音爽脆，笑容甜美，有“天使”的美誉，老老小小都喜欢这个“蒋雯丽式”的美女。

　　1994年，他们所面临的，国家首次将春运40天，调整为60天，以应对持续高发的民工潮，当年全国春运总人次突破10亿，江苏接近5000万，而如今江苏的春运总人次早已突破1.2亿。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起码有两代人参与这迁徙。而本报已经有三代记者倾注了他们的青春，当2030年专家所预测的“拐点”到来、春运不再是每年一二月份热搜名词时，我们路还很长。（扬子晚报记者 刘维扬）

　　从怕坐火车，到爱坐火车

　　在2003年做交通记者之前，我对坐火车这件事就非常的“感冒”。

　　2003年后做了交通记者，对铁路的印象一直没有改观。因为常常要跑火车站，而当时的南京站还未修成，站前广场永远挤满候车的人群，车站边的小路永远坑洼泥泞，还有各种杂乱的小店，我每次采访时总是很感慨，也总是有说不完的关于铁路运输的各种热点问题。而每次过年前帮亲友们买火车票时，我总不忘建议他们一句：还是别坐火车了，春运挤火车太遭罪，花点钱改飞机吧。

　　后来，南京新火车站建成投运了，候车大厅崭新、敞亮，站前广场也是焕然一新，依傍在玄武湖边，当时，“南京火车站比机场条件还好”是我这个为此自豪的交通记者不断向亲友们夸耀的话语。再后来，火车也越来越快：我作为交通记者，体验了一夜到北京的“Z”字头车，在软卧车厢里看着电视睡睡觉就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实在是从未有过的舒适旅途；然后是动车的开通，除了沪宁线这样的近途，我还作为首批记者体验了上海到武汉的首趟动车，4个多小时，从南京上车的我就站在了黄鹤楼前，而同行的一位铁路工作人员因为没赶上火车，掉头就去坐飞机飞往武汉，结果我们已经在武汉吃完中饭开始采访，他才在下午姗姗来迟赶到现场。

　　近几年，我因为工作调动不做交通记者了，可是对于火车却越来越钟情，尤其是“万能”的高铁，可以让我早上去北京采访，晚上又赶回南京；可以让我再不用挤成沙丁鱼，随到随走一个半小时就抵达绍兴市中心；可以让我直接网上购票，刷身份证进站，根本不需要再去为了买票、进站、上车排各种队……因为工作需要，有时需要出差，而我现在选择交通工具的标准就是：只要目的地有高铁，就不坐其他交通工具！（扬子晚报记者 徐晓风）

　　好心用错地方，差点成了黄牛

　　迈入2004年，工作不满一年的我，还是主任口中的“小马仔”。1月8日，正是春运第二天，上午接到铁路条口后，我就兴冲冲地跑去南京火车站“拜码头”。那时，车站负责宣传的是党办的姚积茂主任，电话联系上后，硬是跟着一个穿着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挤进了候车大厅，到达办公区域。鞋子、裤脚上全是被踩的泥，头发散了，手套也丢了一只，因为经历了各种撞击，脑袋都是晕晕的，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因为客流量太大，车站全员到一线服务，姚主任也顾不上来采访的我，匆匆说了两句话，认识了一下，就忙得不见人影。当天客流有多少？票卖得怎么样？没人接受我采访。

　　后来回想，还真不能怪“铁老大”不搭理我，确实太忙了。当天除了采访，还有一个任务——退票。从报社出发前，主任给了我两张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时间买错了，你顺便帮我退了。”这个“顺便”可难倒了我，退票窗口的队伍从头看不到尾，看着挪动的“龟速”，估计到太阳下山也轮不到我。采访心里没有谱，再完不成退票的任务，回去真没法“交差”。换个角度想问题，灵机一动，跑到售票窗口的队伍里，兜售起了火车票。果然没多久，一位中年男子“相中”了我的票，又犹豫着要不要买，我想尽快回单位，每张票便宜了二十五元出手。

　　不能白跑一趟，稿子总是要写。写了一篇八百字的稿子，告诉读者火车站是多么的拥挤，最后还“自作聪明”地支招说，要是没买到票，可以看看候车大厅里有没有人卖想退的票，还能免去排长队之苦。这个“招”，让当时的编辑老师狠狠嘲笑了很久，“姑娘，你成‘黄牛’了，知道吗？”当然，这篇让人笑掉大牙的新闻稿见报时，改成了提醒大家慎买个人兜售的火车票，还教大家如何辨别火车票的真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一脸胡子的大叔犹豫着，是怕我是黄牛呐！（扬子晚报记者 杨娟）

　　现如今的春运记者

　　感谢12306网站 让我抓狂给我真爱

　　2009年，我第一次跑春运。南京站人头攒动，我拿着采访本、挎着小白包，风风火火地在人群中穿梭寻找有故事的人，一脸懵懂地去找当时负责宣传的党办的严勇采访。那时候我每天要做一张票情表，票情是从南京站售票厅的余额显示屏上原封不动地抄下来的。为了抄这张表，我经常在票厅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2011年，12306网站问世，余票票额实时显示，乘客们直接就可以从网上查看最准确的车票余票，我那张余票表也彻底告别了扬子晚报的版面，我也再不用“雕塑”一般地抄票情了。

　　不过尽管不用再辛苦抄票情，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我是个典型的艺术生，对高科技完全不了解，每次遇到网络买票难题的稿子，都要辗转采访好多次，才能把问题搞明白。我现在的老公也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的生活。他是个典型的工科“技术控”，为了能解答我那些“今天12306崩溃是什么原因”、“这个网络排队是怎么回事”……等一系列“高难度”问题，他着实把网站程序都研究了一遍。后来12306的问题他基本都能给我完美的答案。我经常跟他说，我们还要感谢12306网站哦，是它拉近了我俩的距离哦。

　　随之而来的是南京到各地“G”字头列车的相继开行。记得那时候我特别“傻”，满车追着技术人员问一些“白痴”问题：“这车跑这么快，会飞吗”、“这座椅套是什么料子的，多长时间换一次啊”、“椅子还可以旋转的啊，哇塞”每次想到当时技术人员一脸“黑线”、十分无奈地解答我问题的样子，我就一阵好笑。

　　跑了五六年春运，尽管旅客每年看起来都一个样，但其实在我看来年年春运都不一样。我们记者每年都会从共性的春运中，发现“个性”的问题，然后把旅客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汇集起来，去铁路部门寻找答案，然后变成报纸上的文字，提醒更多出行的人们。（扬子晚报记者 徐媛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