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通往世界杯十五条路径：唯独中国足球缺席 (2)

　　患拖延症的足球场

　　距世界杯开幕：240天

　　开幕时间越来越迫近，极少有国家像巴西这样保持着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甚至，越接近世界杯开幕，一些重要场馆的意外事端越不断爆出。工人罢工或者意外身亡，全世界的球迷都在焦急，除了巴西。将一切向前推进的力量中仍然有中国。

　　2012年5月29日，巴西圣保罗移民展览中心，几台中国挖掘机的新奇表演把大批南美观众吸引了自己面前。这些看起来笨重的大家伙们跳了段变形金刚式的机械舞蹈，又踢了几脚球，写出几个毛笔字，最后敏捷地打开酒瓶，并把啤酒递到观众嘴边。

　　这是南美洲最大的工程和矿业机械展览会(M&T EXPO)现场，挖掘机展台属于中国企业三一重工。来自湖南的销售总监喻苗一边陪贵宾参观，一边看着观众们乐呵呵地喝上一口啤酒，摇头惊叹“不可思议”。在展区另一侧，现场签单的客户们一次次敲响一面直径1.5米的铜锣，这些中国特色的声音顿时传遍了整个展会现场。5天的展会后，喻苗的公司一共卖出了125台大型设备。此前，中国同类企业从来没有以如此大规模的形式参加过拉美展会。

　　中国最大的三家工程机械类企业徐工、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前后脚进入巴西市场，已是五六年之前的举动。2007年，喻苗的同事开始在巴西建立办事处，尝试做一些销售工作。他们的市场调研结果，连同当年10月传来的一个消息，一起坚定了这家中国企业扩大巴西业务的信心。

　　消息来自瑞士苏黎世：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正式宣布巴西获得201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巴西总统卢拉亲自率领国内11个州州长组成的豪华代表团凯旋。

　　在中国工程机械类公司看来，“世界杯举办国”的身份几乎意味着巴西即将变成一个“大工地”，中国大型机械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大型赛事肯定会带来巨大的基础设置建设，会有很大的需求，”喻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3月，他和几十名中国同事一起来到圣保罗，买地建厂(这也是巴西第一家起重机工厂)，为公司的巴西大扩张计划打下基础。第二年年初，三一巴西新厂组装起了第一台挖掘机。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大量中国起重机、挖掘机被陆续卖到巴西各地的吊装公司和租赁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公司参与了世界杯球场及机场、地铁等基础设施的新建或重建项目，于是，几十台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和挖掘机被派往相关工地，其中包括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圣保罗的利亚巴球场等6个世界杯球场。

　　后来，巴西的经济杂志《经济价值》记者前来采访，三一和另两家不同行业的中资企业巴西高管照片登上封面，报道主题是“中国企业进军巴西”。

　　除了高管，一些来自中国的工程师跟世界杯球场之间的联系更直接、更紧密。

　　2011年6月，三一重工巴西分公司服务工程师付林宝乘飞机抵达圣保罗。从圣保罗一路向西，朝里约热内卢方向的高速公路上行驶80公里，路边的巨大广告牌“SANY”以及公司厂房很快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但这里并不是付林宝的主要工作地点。如果接到设备故障电话，他就必须立即收拾行李出差，前往巴西各地的建筑工地，排除故障，其中当然包括很多世界杯球场。

　　走进巴西利亚或圣保罗球场，付林宝老远就能看见巴西工人驾驶着醒目的黄色车身、红色吊臂的中国起重机，进行钢结构顶部吊装作业。

　　付林宝今年30岁，巴西、阿根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都是他喜欢的球队。跟很多球迷一样，每去一个球场，他都会在工作后掏出手机拍照留影，再把照片上传到个人空间。

　　但很多他身后的球场都还没有完全完工。巴西世界杯球场的建设进展异常缓慢，有的球场工程承包商常常会因为预算提高而任意停工；而考虑到夜间安全问题，他们白天施工，每天只干到下午五点左右——这在彻夜工作的中国工地上十分少见。

　　到了去年下半年，付林宝才在球场里发现了紧张感，很多工人来回穿梭，机器设备轰轰作响。2013年10月，为了不影响圣保罗球场的客户施工，他一直等到夜里，才熬夜帮客户解决了问题。即便如此，很多球场的工期还是不停突破最后期限，拖之又拖。今年3月，好不容易才保住世界杯赛事举办资格的库亚巴潘塔纳尔球场里竟然还能看到中国起重机的身影——这些大型工程设备的工作时间一般在施工前期，理应在前年或去年就完全结束。5月8日，当一名工人在这座球场触电身亡，成为本届世界杯建设中第8位因事故丧生的工人时，球场看台竟然还有大片的座椅尚未安装。

　　“巴西人时间概念和目标观念不强，事情经常会拖到在最后一刻，” 喻苗说，“但是换个角度说，他们很友善，不着急，很有耐心，容易与人相处。” 现在，三一重工巴西公司70%的雇员都是巴西本地人。

　　世界杯期间，估计付林宝不会有任何售后维修工作——在这个陷入狂欢状态的国家里，恐怕没有哪个工地会正常开工。中国企业很难理解这一点，喻苗已经开始为自己部门到时候的销售工作感到压力——银行要看球，客户也要看球。去年年底，一个说法曾在网上流传：今年巴西人的工作时间只有三个月。它显然过于夸张，但至少在世界杯开赛后，三一重工巴西公司会跟所有巴西企业一样，会在巴西国家队的比赛日放半天假。

　　“卡塞罗拉”和“犰狳”

　　距世界杯开幕：180天

　　当中国的起重机、挖掘机结束与世界杯的相关工作后，一些更常规的 “中国制造”物件将占据这项大型赛事的各个角落。愈临近世界杯开幕，这些玩偶和吉祥物在巴西街头就愈发常见。有球票的长客公司或三一重工中国员工或许会买一个世界杯最新助威产品“卡塞罗拉”前往球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将有九成机会能买到中国货。跟它们的前辈、即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种名叫“呜呜祖拉”的喇叭一样，这种密闭塑料容器内装有颗粒物、从而发出声响的“卡塞罗拉”几乎全都产自中国浙江和广东。

　　此外，全巴西12个世界杯球场中，有9个球场的观众需要把随身物品放进来自中国的安检设备进行检查；而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的观众一抬头，就能看到深圳一家企业制造的四块户外全彩LED显示屏。

　　在场馆周围的国际足联特许纪念品商店里，吉祥物、徽章和纪念品将和其他大型赛事一样热销，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产自中国。年初，一些媒体拍下了安徽天长市女工手工缝制吉祥物“犰狳”的场景，照片中，她们几乎淹没在黄蓝两色的玩具堆里。从去年5月到今年4月，她们都在跟这些长相奇特、名字难认又拗口的动物玩偶打交道，缝完100万个，她们终于能换个别的活干了。

　　而在距离天长市1500公里以外的广东省东莞市，一些五金类世界杯纪念品仍然在批量生产。在东莞炜光公司的厂房里，几台绿色的机器不停地朝大盆里“吐”出锡合金原料高温铸造后制成的“大力神杯”纪念品。随后，这些滚烫的“奖杯”被装在大盆中，等待冷却、打磨、抛光、上色和包装，远远看去，就像海鲜市场在售卖大小鱼虾。

　　旁边的一些工人在对它们进行初次打磨，看到有记者前来，有的工人会抬起头来好奇张望，仿佛一个小学生班级里来了个陌生人，引发一阵兴奋的骚动。但更多的工人已经逐渐习惯了记者和相机、摄像机。由于炜光公司拿下了2014年世界杯金属、陶瓷、塑胶等五大类纪念品的设计和销售权，最近几天已经来了好几拨记者；而未来一周内，媒体还会陆续来访。记者们捕捉到的是巴西世界杯生产最后的尾巴，过了6月，生产将会全部结束。

　　对于工人们来说，炎夏的到来意味着最难熬的几个月即将开始。除了包装车间比较凉快，出于保护产品的原因，其他车间都不能开空调，两侧的排风扇则完全不能缓解5月底东莞的湿热。

　　正在上色车间认真工作的工人吴超杰戴着一顶蓝色一次性头套，这是为了防止头发在工作时掉下来。头套里的头发已经汗湿，一颗汗珠顺着脖子流进他的工作T恤里。但他依然举起装好绿色颜料的针管，稳稳地推出颜料，填满“大力神杯”的两条边缝。看起来，高温并没有让他心躁。

　　吴超杰来自广东茂名。在整个东莞都陷入巨大的用工缺口后，他成为新近进厂的年轻工人之一。3月份，他在通过了简单的体检(最主要是视力检查和色盲色弱检查)，被经理安排到上色车间。他发现，车间里几条长桌边都坐满了上色工人，桌上整齐地摆着用来填色的针管，和一排排或花花绿绿、或金光灿灿的世界杯徽章，微缩版奖杯，和各种吉祥物造型的钥匙牌。

　　刚好从这个月起，炜光集团进入了“世界杯模式”。他们从去年5月就开始生产一些世界杯纪念品订单，但过完新年，订单量骤然大幅度增加。光是填色这道程序，工厂就要投入20多个工人。

　　吴超杰换好工作服，在工人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成为这条生产线里的一颗小“螺丝钉”。他的主要工作只有一个：给“大力神杯”底部的两条缝填充绿色颜料。做了两三天，他就渐渐对这份工作熟练起来。

　　从那以后，吴超杰的工厂生活已经过去了近100天。所谓100天，意味着他在食堂里吃了近300顿饭，为租来的那个小单间掏出差不多600块租金，以及在车间的长条桌前静静地坐800到1000小时，往针管里灌几千次绿色颜料，仔细画完好几万个“大力神杯”。

　　“坐久了会有点腰疼，”这个18岁的男孩小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嘴角的胡子还没有变硬。

　　他不喜欢足球，平时回家除了上网，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对他来说，给奖杯填色这件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罢了。

　　吴超杰旁边的土家族姑娘邹妮娜也不看足球，但擦拭足球界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是她每天的固定工作。她戴着口罩，用布把食指裹紧，压出一点刺鼻的药水(清洗药水上标着“健康危害”：“长期皮肤接触可致皮肤干燥……小心溅入眼睛、嘴巴”)，东涂涂西抹抹，金色的小奖杯就能霎时间变得闪闪发光。

　　1971年，国际足联对来自7个国家的整整53种方案进行了紧张评议，最后才确定采用意大利人加扎尼亚的设计：两个力士双手高举地球，象征着体育的威力和规模。而在邹妮娜的眼里，奖杯也分为两个部分：上面的“圆球”可以使劲擦一擦，下面弯弯扭扭的凹槽则必须控制好手劲，否则就容易让它过亮，如此而已。厂里的人们甚至戏称那些上色后、整齐地躺在铁架上的金杯，像“一根根金黄色的烤鸡腿”。

　　邹妮娜今年26岁，原本在浙江做缝纫工，后来把2岁的小孩留在湖南老家，跟丈夫来到东莞。

　　“为什么要换行业？”

　　“做太久，腻了。”跟其他工人一样，她总是用羞涩的微笑和很短的词语回答《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并且不能出错，因为每天班长或组长都会检查工作量。邹妮娜每天需要擦120个大号金杯摆件，如果是小号金杯，她一天得擦560个。

　　如果说年轻的吴超杰和邹妮娜是生产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严永泽这样的部门经理就是把他们一一串起来的“螺丝刀”。在整条生产线上，他负责管理给产品抛光的100多个工人。

　　在他眼里，2014年的世界杯纪念品生产跟以往大同小异。但因为炜光今年有了独立的设计权，“款式多，订单也特别多”。最忙的时候，严永泽手下的十五六台抛光机同时打开，参与进来的工人达到40个。

　　“每个大奖杯要抛六七分钟，每个工人一天做100个，”他掏出计算器，认真地按了几下。

　　计算器是他每天都需要使用到的工具之一：根据每天的出货量，他需要事先预估和安排相应的人力、时间和品质检查。时间必须计算清楚，因为纪念品的生产还必须一站站往下走，前后时间必须环环相扣。

　　严永泽1995年6月就进入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一名抛光工，这也是他在东莞的第一份工作。从进厂的第一天起，他就了解到，炜光公司是大型体育比赛纪念品市场上的常客。从1992年成立之后，它就持续不断地从国际足联那里拿到世界杯金属类纪念品的销售权。

　　严永泽最早赶上的是一批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生产铜制徽章的订单。他模糊地知道，这些印着各体育项目的小薄片会卖到国外，成为很多运动员、观众佩戴在身上的东西。

　　2年后，他升职为班长，开始管理工人们制作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纪念品。以这样的方式，他亲身参与了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

　　抛光是一份枯燥单调的工作，闷热、环境吵闹，而严永泽在这个车间里呆了整整19年。“怎么说，有时候生活、工作不会有那么多的色彩吧，”他笑着说。他尽力在其中寻找乐趣，粗糙的东西在自己手里变得很亮，总会有一点“不太多”的成就感。

　　下班后，他有自己的娱乐活动，比如跟朋友在大排档喝喝酒，或者去唱歌、打牌。他不喜欢看足球比赛，但世界杯比赛的举办年份他都牢牢记得，它们成为他分割管理自己经历和回忆的一个方式。

　　在东莞市面上，他很少能看到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会直接出口海外。他偶尔能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这些产品的“下落”，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图案。他从来没想过留一个微缩版“大力神杯”放在家里作纪念，因为已经看了十来年，都麻木了。至于巴西，他形容，“就是不同于中国的一个国家。”而后，他又补充，“足球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