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通往世界杯十五条路径：唯独中国足球缺席 (3)

　　100个编辑和他们的24小时

　　距世界杯开幕：45天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流水线上，工人们都在彻夜忙碌，与此同时，北京的写字楼中，网络媒体的记者们也把自己镶嵌在了一条看不见的流水线上。他们更迫切地需要把自己的时间调到巴西的节奏。

　　搜狐体育频道在搜狐媒体大厦的11层，这里距离顶层张朝阳的办公室有7层的距离。体育中心总监张艺从自己的工位乘坐电梯往上，再走到张朝阳的办公区只需要几分钟。这样的路径，从2014年初开始，他每周至少往返一次，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倒计时的1个月之内，变为每周3到4次。

　　参与关于巴西世界杯报道、转播的最高级别会议的人员只有十来个，但囊括的部门众多，体育中心、视频频道、客户端频道、技术团队、市场部、销售部……与会的也是各部门总监。

　　在11层的办公室里，每三四个工位的上方就会有一块电视屏幕，整个11层一共有27块这样的悬挂式屏幕。5月底的一天，这里播放着不同的赛事，NBA联赛、法网公开赛、中超联赛，或者棒球、高尔夫等一些相对冷门的赛事。而在即将到来的一周之后，张艺准备再增加十几块挂屏，所有屏幕都会切换到同样的频道，横跨太平洋，聚焦两万公里以外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以及12座城市里12个绿茵场。

　　开赛前几天，搜狐大约20个男记者的报道队伍会去往巴西，跟另外20多个驻地记者汇合，5月中旬，他们刚刚在建国门附近的医院集体打了疫苗，以预防黄热病。下了飞机，他们将迅速消散在巴西的各个城市中。

　　在搜狐媒体大厦11层，100多个编辑会因为世界杯放下手中的常规工作——那时候全世界的赛事也因为世界杯而全部终止，进入这个与奥运会并列为“一级任务”的赛事报道中。粗略算下来，从4月底开始，搜狐至少有300多人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巴西世界杯，每天比平常多加班至少三四个小时，每周工作6到7天，甚至还要大换血似的换座位。

　　对其他大多数员工来说，真正筹备世界杯是从2014年开始，而对张艺来说，筹备工作不得不追溯到两年前。国际足球报道团队流动性大，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后，筹划新团队变得极为重要。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赛，张艺和搜狐体育足球部的负责人唐诗会磨合编辑团队，经历过3届世界杯报道的他们会传授同事一些编辑技巧，和一些只有足够经验的人才能分享的细节。比如，哪个国家的比赛有可能出现一些政治色彩的旗帜，编辑要很快识别出来，以便清除；因为天气原因，比赛中止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刷新最新消息，改变报道方向；如果某个国家队的队员因为伤病突然结束比赛，要迅速反应出历届大赛，哪位球员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等等。

　　2014年5月底，北京的室外温度逼近40度，搜狐媒体大厦11楼的工作氛围也进入紧张阶段。6月12日开始，全部门100多个编辑，分成两个组，开始日夜颠倒的排班状态。

　　一个球迷和他的12码

　　距世界杯开幕：30天

　　世界杯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场必须应对的工作，而对于有的人来说是等待了四年的节日。比如李海旭，他将在北京时间7月14日凌晨3点坐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的看台上。

　　作为石家庄的一个企业家，李海旭旗下拥有纺织、煤炭、房地产、快消饮料各种产业，他所创立的旭海集团固有资产将近2亿元。但在网络上，关于李海旭的新闻多数源于2010年他赞助的河北中基足球俱乐部。

　　今年44岁的李海旭身体结实，皮肤偏黑，喜欢运动打扮，说话时笑容可掬，聊起足球常常停不下来。跟一般的企业家不太一样，每周末，李海旭的安排十分固定——看足球比赛。

　　李海旭跟负责各个产业的下属不常见面开会，有的一个月见一次。更经常与他见面的是石家庄足球组织的球迷们。周围的人几乎更认可他另一个身份——河北省石家庄市足球球迷协会副会长。

　　去年12月，上一轮中超联赛结束后，有一次，他跟球迷聚会，商量着，“明年世界杯去哪看球”。大家纷纷念叨着，“家里有老婆孩子不合适”“外面也没个合适、安全的餐吧”……李海旭当机立断，“我弄一个足球主题餐吧！”

　　世界杯开赛的前一个月，这个叫“12码”的足球主题餐吧正式营业，大堂摆了两个18平方米的投影，有的包间里还专门配有沙发床供球迷熬夜看比赛。李海旭念叨着，“如果球迷热情高，世界杯期间没准不会赔钱”。

　　巴西世界杯开赛的前两周，李海旭确定下来可以在半决赛和决赛时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看现场，这个难得的名额李海旭等了很久。不过，此前他有些发愁，决赛当天是他女儿18岁的农历生日，女儿十分看重自己的成人礼，很早之前就不断叮嘱父亲，希望能好好陪她。没太过多纠结，李海旭决定，试图劝女儿改变习惯，过公历生日。

　　到时候李海旭将在巴西呆上5天，观看一场半决赛和决赛，对于这趟出行他没做太多准备，“全世界最盛大的节日，去看热闹就好！”对于交通和治安，他也毫无顾虑，“球迷越多的地方越安全，非足球的东西不安全，纯足球的很干净”。甚至11个小时黑白颠倒的时差李海旭也不打算做任何调整，“球迷不用倒时差，在足球看台上，我可不是一个40多岁的人！”

　　票！票！票！

　　距世界杯开幕：18天

　　像李海旭那样可以到巴西现场看球的中国球迷确实是少数。他们要么需要自己通过概率极低的抽签购买门票，要么就要付出极高的价格以贵宾的身份前往。往往，这些繁忙的商务人士只能在比赛开幕式十数天才能敲定行程。在这些人身后，有专门的团队帮他们打理这些。

　　盛开国际体育公司世界杯票务项目负责人郑来接电话的语气都变得急匆匆的，他恨不得一秒钟就解决掉一个电话。5月26日下午5点，在三里屯SOHO的办公室里，从瑞士苏黎士和巴西里约来的电话和邮件正在把他吞没。这天，距世界开幕只剩下18天。

　　但在任何一个铁杆球迷眼中，郑来的焦虑都像是幸福的烦恼。37岁的他掌握着中国区(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所有的巴西世界杯官方款待门票，三千多张，价值上千万美元。

　　盛开国际体育公司是国际足联指定的中国区官方独家代理商，负责巴西世界杯官方款待计划的推广和销售。四年前，这家公司还曾代理南非世界杯的门票。按照国际足联的票务分配计划，普通球票需要登录国际足联官网申请，通过网络抽签的方式销售；另一种方式是官方款待计划，根据不同级别包括专用通道和贵宾座席、场内餐饮甚至是酒店住宿以及车辆接送服务。盛开国际体育的业务涉及后者。

　　巴西世界杯门票的紧张程度前所未有。国际足联将70%的门票留给了东道主，其他183个国家的球迷分享剩余的30%，对于中国这样的非参赛国家，分到的份额少得可怜。一个数据显示，2013年12月，中国球迷通过网络申请得到的中签门票约为700张。巴西世界杯的门票价格几乎是四年前的一倍，一场普通的小组赛的票价如今是175美金。

　　官方款待计划本是为富人设计。郑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所售的门票从1150美元到上万美元不等。小组比赛最便宜，决赛最贵。而这种款待门票的座位会在视野更好的贵宾区。

　　郑来与团队还设计了30多款套餐，最便宜的小组赛套餐为2万多元人民币，包括赛事城市3晚官方酒店，赛场接驳用车，机场接送服务，以及一张贵宾门票。然而最贵的套餐高达200万美元，可以在容纳8至16人的包厢里观看6场比赛。这是官方的指导价格，在遥远的中国市场销售并非易事。郑来将200万美金的包厢进行切割拆分，实行“零售”，买家仍都非富即贵，“几乎都是明星、名人和企业家。”

　　如果从2011年3月成为巴西世界杯门票代理机构算起，郑来与国际足联和巴西世界杯组委会之间的邮件往来超过1万封，“把邮件拷在U盘上有几个G”，有时每天通电话就有两个小时。临近世界杯，郑来与团队的生物钟几乎都调拨到巴西时间。

　　世界杯的票务对接工作琐碎、繁重。每当卖出一张票，郑来都要与巴西方面进行票务沟通，对方将领取门票的凭证邮寄到中国，郑来再分发给中国的客人，他们只有拿着这张凭证才能得到长达90天的世界杯特别签证。客人到达巴西当地后，再拿凭证换取门票，“所有门票是在巴西印刷，因为款待票价高昂，以防丢失，我们就没有同意越洋邮寄。”

　　如果说郑来和团队还能按部就班应付这些工作，那世界杯开幕前一两个月的种种变与不变才是最令他们头疼的。变的是没有契约精神的中国客人，原本确定好的行程，频频朝定夕改；不变的是随性散漫的巴西工作人员，发过去的确认行程最长要一个月才有回音，有时某位中国客人第二次日程变更发过去时，对方第一次的还没有回复。郑来一天能接到十多个中国客人的日程变更申请，最多时接近上百个，当中国人遇上巴西人，“这简直就是场噩梦。”郑来感叹。

　　要命的是，还会有客人向郑来提出“奇葩”要求：“我要宾利接机，别的不坐。”郑来告诉对方，巴西接待能力有限，有的比赛城市无法提供。还有的客人要求在入驻酒店门口挂上自己公司的宣传标语，郑来也会耐着性子解释，世界杯酒店只允许出现国际足联赞助商的LOGO，迈过这道门槛的代价要上亿美元。

　　在郑来看来，最难应付的是大陆客人的消费习惯——总在最后一刻做决定或改变主意。比如决赛门票，外国球迷以及港澳台客人提前半年就将门票锁定，而大陆客人大部分集中在开幕前的一个月，并且还提出要好的位置。“中国人对于世界大赛没有概念，不遵循游戏规则。”郑来说，这种习惯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在世界上留下的是不守诺、无诚信的印象。所以，从某个角度上说，离世界杯渐行渐远的或许不只是中国足球。

　　解说员与生意人

　　距世界杯开幕：7天

　　300米外，与郑来办公室一街之隔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已经沸腾。国安与恒大的中超焦点战一触即发，街道已充斥着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三里屯都收敛起傲慢给绿色装扮的球迷让路。对于绝大部分无法赴巴西看球的球迷来说，家门口的联赛踢得再烂，那至少是自己心爱的球队。

　　央视体育频道足球解说员申方剑早早入场，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解说席上。作为北京国安的铁杆粉丝，他今天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球迷。开场仅五分钟，张稀哲为国安首开纪录，申方剑跳跃高呼，这样的宣泄是比赛解说时严令禁止的。

　　对于现场52301名狂热的球迷来说，申方剑更像是数字尾巴上最为幸运的那一个。7天之后，他将随央视世界杯报道团队飞赴巴西，开启长达一个月的解说之行。与他一起解说的还有刘建宏、段暄以及被球迷称为“诗人”的贺炜。一个月的赛程里，四位解说员要在850万平方公里的12座城市间来回穿梭，解说全部64场比赛。

　　这次央视的世界杯转播阵容规模空前。一百余名工作人员，十几组现场报道记者，还有央视拉美中心以及巴西记者站的支援力量。到时，央视将建立报道中心，前后方协同制作，推出比赛精华回顾，世界杯战报、赛后采访等一线报道以及《豪门盛宴》《我爱世界杯》等王牌栏目。

　　事实上，早在2009年11月，央视与国际足联正式签约，独家拥有巴西世界杯在中国大陆的转播权。转播权不仅仅局限于电视，还包括广播、新媒体以及分授权权利。虽然央视没有透露具体数额，但有个数字可以借鉴，获得香港转播权的TVB，从竞投、制作到传送费用，成本共约4亿港元。

　　申方剑对于投入并不关心， 对当时的他来讲，巴西对他还遥不可及，等待他的是半年后的南非世界杯。那时，他每年解说300多场西甲、德甲以及中超，为若干个节目配音，是解说员中的主力。南非世界杯，他在北京的演播室，解说了6场比赛，申方剑的名字也渐渐为普通球迷所知。

　　申方剑得知去巴西解说世界杯，是在一个多月以前。一个简单的部门会议，公布了赴巴西解说员、记者和摄像人员的名单。十年的解说让他对世界杯的工作反而看得更淡，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他不用像普通球迷一样为门票发愁。

　　把世界杯当做一门生意的还有很多人，比如与盛开体育公司一楼之隔的吴健，是悠乐奢旅的董事长，这是一家从事境外高端旅游的公司，他也早早盯上了世界杯。

　　在盛开国际体育启动中国区售票前一个月，吴健就琢磨着如何盘活巴西的资源。他没有任何足球圈的关系，唯一的旅游资源是几条拉美高端的旅游线路。当他提出做世界杯旅游时，遭到了公司高层罕见的一致反对。

　　公司旅游设计师也建议他放弃，一趟巴西之行至少也要五六万，比最畅销的欧洲高端旅游还要贵。吴健力排众议，他坚信中国球迷中有庞大的富豪阶层，更何况举办地是足球王国，那是个偌大的磁场。

　　吴健想到了巴西驻华使馆，他告诉对方，将借助世界杯推广巴西旅游，对方表示支持，但更希望他的热情不止局限于世界杯的三十天。但怎么解决最为棘手的门票？吴健选择与巴西当地有门票资源的旅行社合作。他随后在公司网站上推出多个世界杯旅行套餐，像一个4天3夜的旅游行程收费3157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一场半决赛第二场的比赛。当然，这个价格并不包括往返机票。如今，从北京到里约的往返机票已涨至3万元左右。吴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套餐已有210多人预订，他之前与巴西当地较大的旅行社协调了1000间三星级客房，可供200名客人住上5天。虽然三星级酒店的房费高达1500元人民币，但仍一房难求。在吴健眼中，巴西的三星级酒店设施陈旧，但他也嗅到了“落后”的商机。他试图借世界杯之行考察巴西酒店业，评估投资的风险。他的目光投向的是两年后的里约奥运会。

　　相聚

　　开幕

　　晚点9点半，申方剑被球迷裹挟着走出了工体。300米外，郑来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对于十几人的团队来说，这才是一天的黄金时段，地球另一面的巴西已经开始上早班。这一次因世界杯而引发的跨越地球的生意不但让郑来体会到艰辛，更让他们越发感受到文化差异。作为郑来的老板，46岁的冯涛更有发言权。 2000年初，他就在国内宣讲体育产业国际化的理念，但他“在别人眼里更像个疯子”。他鄙视国内企业短视、跟风、毫无计划的体育产业投入，号召他们向国际知名品牌学习。

　　然而，南非世界杯前的一个插曲，还是让冯涛心寒。在南非世界杯开幕前四个月，英利宣布成为世界杯唯一的中国赞助商。一位国际足联官员找到冯涛，世界杯球场还有一个空白的广告牌，是否再找一家中国的赞助企业。而他得到的大部分的回复是，南非世界杯过于遥远，广告效果不如央视。

　　冯涛则不厌其烦地解释，全世界276个频道直播世界杯时都能看到这块广告。但他仍以失败告终，直到6月11日世界杯开幕，英利一夜窜红。第二天，冯涛接到了五个企业家朋友打来的电话，一位朋友甚至开门见山：“给你2个亿，我的广告在明天的球赛直播里能出现吗？”“给我20个亿我都没有办法了。”

　　南非世界杯结束后，各大赞助商着手巴西世界杯的广告投放，冯涛再次找到多家企业，得到的答复与之前别无二致。“这个月13日开幕当天，肯定还会有这种电话。”冯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两年前他去巴西考察世界杯场馆时，在竣工的包厢内，赞助商们已开始装修并张贴企业LOGO，“我们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远。”

　　尽管拿到中国区的独家代理，冯涛一直坚称这不是赚钱的生意，公司只收取少许手续费和国际足联的佣金。不赚钱为何还乐此不疲？“我说不赚钱真的没人信，我只是希望与国际足联有一种长期的往来，来换取中国足球在国际足联那点微弱的声音，”冯涛清楚，这听起来更像是冠冕堂皇的套话，“但这谁都不理解，只有在足球核心圈子里的人才能体会这种悲凉。”冯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冯涛的书柜上放着一张他与李玮锋的合影。李是国足冲击韩日世界杯的主力后卫。拍照时间是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在更衣室里，冯涛与李玮锋抱在了一起。“足球的魅力是让人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国家荣誉，可90后一代的球迷感受到的只有一次次失败。”冯涛突然变得沉默，他试图通过世界杯门票，为中国足球保留哪怕一丝与世界杯的联系。冯涛话锋一转，在他看来，中国球迷在抱怨世界杯门票昂贵之外，应该感谢央视的慷慨，中国球迷可以免费收看所有场次的比赛，这在国外是少见的。

　　其实，大部分人的世界杯记忆都与央视有关。

　　1978年，10岁的冯涛第一次看到世界杯，那一年，中央电视台对阿根廷世界杯的半决赛和决赛进行了录播；1986年，作为第一届复旦少年班学员，17岁的吴健已经是大二学生，同学们聚在一台黑白电视机旁见证了阿根廷夺冠；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东道主蓝色的队服成为13岁的郑来最初的世界杯记忆；1998年，黄金一代的法国队彻底征服了15岁的申方剑，那是他日后解说最早的知识储备。

　　几十年之后，他们将因为巴西世界杯而聚集在遥远的里约热内卢，乘坐着中国长客公司制作的城铁与地铁，从酒店赶往每一块绿茵场。疯狂的球迷中，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在贫民窟中生长出来的现代化风格的球场都是由中国的重型机械打造而成的，他们欢呼时吹响的鸣笛，挥舞的吉祥物也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小工厂中，那些90后的年轻工人只能在电视中瞥一眼球场上出自自己手中的玩具和饰物，中国的少数球迷会去往巴西，融入狂欢的人流，更多的人会在凌晨守住电视屏幕，把思绪暂时放逐到南美……这些毫不相识的人们因为一次足球的盛会而汇集，有了某种若即若离的奇妙联系，而唯独缺席的却是最为核心的中国足球，只不过那一个月中，似乎没人会想起它。 本刊记者/万佳欢 刘子倩 王臣 (发自长春 东莞 秦皇岛 石家庄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