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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女高校长和“大山里女孩”们的高考季

63岁女高校长和“大山里女孩”们的高考季

2020年07月07日 01:04 来源:新京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7月4日,张桂梅与女高的学生们。华坪县委宣传部供图

  7月4日凌晨5时15分,张桂梅在一间学生宿舍中醒来。这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平时,她和一名学生赵思翎(化名)住在这里。

  一睁开眼,张桂梅就感到全身僵硬、头疼欲裂。她没敢发出声音,用手示意宿管员过来,从床上捞起她瘦骨嶙峋的身体。她穿着一件十几块钱的土黄色外衣,黑色裤子,十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处贴着膏药,痛苦地抱着额头。

  过了一会儿,张桂梅摸出枕头边的黑框眼镜戴上,又稍微整理了下头发,艰难地扶着墙离开了宿舍。18岁的赵思翎睡得正熟。还有两天,赵思翎就要奔赴高考考场。

  63岁的张桂梅是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建校12年来,已经有1645名女孩考上了大学。

  张桂梅从来不用“贫困”二字形容自己的学生,因为贫困也是一种隐私。她叫她们“大山里的女孩儿”。

  “女孩子如果有文化,她可以改变三代人。”张桂梅说。

  “大魔头”、“老大”、“张妈妈”

  赵思翎是一个圆脸,戴着眼镜、性格安静内向的女孩。她出生在华坪县一个偏僻的村落,11岁的弟弟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父亲终日酗酒、打骂母亲。

  张桂梅知道这些情况时,赵思翎已经试图自杀过好几次。她把赵思翎的父母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通,然后让女孩搬着床褥跟自己睡一间宿舍。丈夫早逝后,张桂梅一直再未结婚,无儿无女,每天住在女高,与学生同吃同睡。

  这间宿舍原本还住着几个女学生。被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高血压等17种疾病缠身的张桂梅有时疼得夜里呻吟,她担心学生害怕,叫她们搬走,只留下了赵思翎帮她叠被子、收拾内务。

  赵思翎想考到东三省的大学。“我们那个村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小孩、干农活了。只有靠学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7月4日6时30分,查完早课后,一边吃药一边吃饭的张桂梅。

  在这所女子高中,有贫困或者单亲的学生,也有家境良好却冲着学校的名声来的。在这里,相继考出了浙大、厦大、川大、武大等众多双一流高校的学生,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是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

  张桂梅既是后勤,也是保安。她的脸色枯黄,眼角、额头和腮帮布满皱纹,头发稀疏碎落,额前的刘海遮盖着一个拇指大小的肿瘤,由于长期病痛,身体几乎瘦成了骨架,但说起话来却语速疾厉、逻辑清晰又不失幽默。

  每天起床后,她总是佝偻着身子,双手扶着楼梯栏杆,费劲挪动着关节变形的脚,负责照料她生活的学校职工准时等在宿舍楼下,骑着摩托车载她去教学楼。趁着学生没起床,张桂梅摸黑一个个打开教学楼的灯。

  凌晨5时30分,天空露出一丝曙光。张桂梅提着喇叭来到教学楼的三楼,“姑娘们,起床了!”楼下已经有零星的学生揉着眼穿行,她催促道,“傻丫头,快点呗!”涌入教学楼的学生越来越多,她提高了声音,“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有的学生冲进来和她撞了个满怀。她轻轻拍了下学生的肩膀,“别怕,灯都打开了,我走过了一遍,很安全。”20分钟后,等到每间教室传来了读书声,张桂梅再把整座教学楼的灯一个个关掉,查一遍早课。

  早上6点40分,张桂梅回到校长办公室,手上提着从各个教室搜罗的垃圾,用黄色塑料袋装着,堆放在地上。儿童福利院的人员每天定时来取,能卖十几块钱。他们同时也给张桂梅送来早饭,一碗绿豆粥和两个包子。

  这是张桂梅难得的清闲时刻。她坐在椅子上,缓慢地喝着粥。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校长办公室陈设简陋,放置了四张办公桌、一排书橱、用来会客的两个长木椅和一张方桌。墙上挂着装裱仔细的书法,“天下为公,为天下母;赤子好学,女子好学。”

  伴着这顿早饭,张桂梅吞下了12种药物,包括颈痛片、骨疏康胶囊、风湿定胶囊、六味地黄丸等。她小心地把包子里的肉剔出去。以前她不舍得吃肉,省下工资塞给学生,这几年,一吃肉她便会呕吐。

  对她来说,进食是为了吃药。这些药物更多是为了止疼。手上的止疼膏药一天能用掉2盒,为了省钱,她只好白天贴,晚上不贴。胳膊上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只能强忍着,脚上、背上就抹痛风型凝胶。

  在学生面前,她小心地隐藏起重疾缠身的一面。她依旧是那个凌厉、蛮横的老太太,学生们叫她“大魔头”,也有人喊她“老大”、“张妈妈”。

  女高的墙上没挂过校规校纪,制度却“残酷”至极。比如,女生们一律齐耳短发,身穿红色校服,每周只能洗一次衣服,有3个小时能外出。为了不让学生有情绪,女老师们也不能穿裙子,不能浓妆艳抹。

  学生们每天的午饭时间只有10分钟,需要完成从打饭、吃饭、刷碗的整个流程,张桂梅坐在食堂里计时。

  吃完饭,学生们捂着耳朵跑出去,回到宿舍午休。张桂梅站在宿舍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晚上下了自习,张桂梅再次清点一遍人数。离高考越来越近,一个学生腹泻请假去医院,她坐在楼下等了40分钟。

  每年的这个时候,张桂梅总是吊着一颗心。她逢人就念叨,如果能培养出一个清华或北大的学生,她死也瞑目了。高一、高二的学生每次做课间操,就在教学楼下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张桂梅说。当记者问她,那您要付出的是什么?她的泪直直地掉下来,“我几乎付出的是生命。”

7月4日早晨,张桂梅拿着大喇叭叫学生们起床。

  “我有一个梦想”

  张桂梅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8岁跟随姐姐来云南支边,后与丈夫在大理喜洲镇第一中学任教。

  年轻时,她生活平淡。上课时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穿紫色裤子、红色上衣。丈夫买她最爱吃的杨梅罐头,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以补贴家用。

  1996年,丈夫因病去世。张桂梅申请外调,独自一人来到金沙江畔深度贫困的华坪县,担任民族中学教师。

  彼时,民族中学贫困生多,许多女生中途辍学。张桂梅跑去家访,发现自己的学生已经被嫁走了。她拿出全部工资,交了她们的书费,又把女孩们领回了课堂。

  2001年,张桂梅开始兼任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建院第一天收了36个孤儿。“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那些大山深处的可怜女孩,我只想着能救一个算一个。”

  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对新京报记者回忆,2003年,张桂梅向他提出,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杨文华觉得,她的想法很幼稚,“办一所学校太难了,钱少了根本不行,我劝她还是放弃吧。”

  后来,在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对此投了反对票。一是办女子高中与时代相悖;其次是全免费的高中投入太大,县里不具备财政条件。

  张桂梅没死心。她带着劳模证书等获奖材料,到昆明的街上募捐。很多人以为她是骗子,向她吐口水,放狗咬她。有一次她在一家单位门口靠墙睡着了,被叫醒后,面前站着省妇联主席,给她拨了2万元。

  2007年,张桂梅作为丽江市两名十七大代表之一,到北京参会。她破了两个洞的牛仔裤引起记者的注意,随后,对她的访谈节目《我有一个梦想》在电视上热播。女高的项目也最终启动,云南省、市、县各级政府在硬件设施上先后投入6000多万元,用于校舍、运动场、食堂、教学设备等的建设。

  项目启动同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回忆,由于资金筹措困难,项目分五期建设,前后持续了7年,直到2015年才最终落成。

  2008年9月,女高第一届的90多名学生入校。这时的女高才建了4个多月,投资180万元,只盖好了一栋教学楼。没有大门和围墙,也没有食堂、宿舍和厕所。慕名而来的外地老师,一个学期后,走得一个也不剩。

  女高的一名教师罗梦华回忆,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10个男老师住一间,11个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由于招生来者不拒,学生的基础很差,数学考9分,一道题讲8遍,学生还是听不懂。“老师看不到前途,学生看不到希望。”备受打击的张桂梅私下对杨文华说,估计学校撑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帮助分流一下师生。

  当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都在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

  杨文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张桂梅,“教学质量提不上去,你所谓的初心,就是让山区的女孩白吃白住三年,最后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如果仅此而已,社会不会答应(掏这么巨大的成本),你也无法赢得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未来政府的支持。”

  这些话,张桂梅听进了心里。她决心,总有一天不但要让穷苦的女孩们全部考上重点大学,还要培育出清华、北大的学生。

  11万公里的家访路

  女高从没召开过家长会,取而代之的是,12年间张桂梅的11万公里家访之路。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总是带上馒头、面包和矿泉水,为了不给学生添麻烦,从来不在学生家中吃饭。有一次去傈僳族学生的家访途中,车子穿行在悬崖峭壁上,到了学生家才知道,这个女生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入学那天全村人为她送行。

  女孩的爷爷告诉张桂梅,如果孙女能上大学,自己就是死了也安心。张桂梅保证,她一定让女孩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他们的村子已经走出好几位大学生。

  在丽江市永胜县光华乡家访,大山横亘,下车走了三公里山路,才到了洼地深处的一个学生家。从学生家里出来,张桂梅已经无法再在六十度陡坡上行走。

  于是学生爷爷把自己的马牵出来,随行的三个老师将张桂梅抬上马背。这是她唯一一次骑马,一颠一颠地走上陡坡,星斗阑干。

  在这条无比艰难的家访之路上,张桂梅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也曾昏倒在路上。有的学生家在山顶上,仅有一条用锄头挖出的小路,左边是陡直的悬崖,右边是万丈深渊,下了摩托车,张桂梅脸色苍白,腿都站不稳。

  “张老师真正走到了贫困的背后,她最懂山里人的渴盼,最懂这片山。”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说。

  2011年,第一届华坪女高的毕业生参加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我们当时的副省长来调研,他落着泪说,女高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女高的入口极低,只要你想读书,就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杨文华说。

  “真的无法想象,张校长和其他老师,在这三年究竟付出了多少,女高完全做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

  教师罗梦华回忆,2017年女高学生高考的一本上线率,比县一中高出10-20个百分点,并走出了全县文科和理科的第一名。“我们10多个高三老师跑去打了一场篮球。”对他们来讲,这已经是最奢侈的庆祝方式。

  2019年,女高118名毕业学生中,109人上了本科线,9人上了专科线。“我们付出的不是一般老师能付出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办完了马上回来上课。女老师做肿瘤手术,能穿衣服就回来。孩子们拼命刷题,我们只有这个办法。”张桂梅说。

  “女高的成功经验是学生苦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根本措施是教育。人的素质不改变,永远是扶贫不扶志。在这方面,张老师坚持了12年。女高精神也带动了我们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杨文华说。

7月4日早上,正在查课的张桂梅。

  “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

  周云丽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服,头发仔细地束在后面。她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8年后,她成了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不到一岁时,母亲因患癌症去世,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把姐妹俩拉扯长大。2008年,周云丽和姐姐同时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也远远筹不齐姐妹俩三年六七万的学费。

  不久后,姐妹俩得知女高免费招生的消息,报名后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第一天踏进宿舍,床褥已经铺好了,每个床位的边上贴着同学的名字。周云丽看着那张纸条,捂着脸痛哭。

  周云丽曾经梦想赚大钱。从女高毕业后,她又改变了想法,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女高的教师,负责一个高三毕业班和一个高二班的数学课程。

  她有时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女高,她也许早早就辍学嫁人,背着好几个孩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乡村。

  “当年要是没上女高,我不会成为一名警察,可能成了警察的执法对象。”丽江市永胜县民警陈法羽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初中毕业后,因没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劝她回家务农,找个人嫁了。

  “我不敢相信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痛苦而漫长的人生。”她开始后悔初中打架、喝酒的经历。收到女高录取通知书后,陈法羽改掉了所有的不良习惯。在她的印象里,张桂梅是个很凶的老师,“有时梦见被她骂,吓醒了一身冷汗。”

  2012年,陈法羽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

  至今,张桂梅还会对人喋喋不休地吐槽她见过的差劲父母。还有的爷爷奶奶,自从孙女出生后,没理过她一次。直到女孩毕业,父母也没来过一次学校,他们甚至不知道孩子的学名。“如果不读书,她们的人生就死掉了。”

  7月5日,家住四川广安的23岁女孩袁苗苗从打工的地方,独自一人坐大巴车找到了华坪女高。她站在校门外守了两天,终于找到机会见了张桂梅。

  2013年读完高一,袁苗苗就辍学了。七年间,她做过直播、流水线工人、饭店服务员、KTV服务员,卖过车,卖过衣服,卖过化妆品……终于存到1万块钱。

  袁苗苗哀求张桂梅,让她进入女高读书,未来有机会能参加高考。“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了。我如果不读书的话,每天都感觉世界是很空虚的。我还是一张白纸,我希望上面有一幅美丽的画,文化的画。”

  待到山花烂漫时

  这两年,体育老师谭艳华发现,张桂梅在操场上晕倒了三四次。有一次,她扶着楼梯就晕了过去。还有一次,她在食堂维持秩序,突然栽倒在地上。

  去年高考前的一天,学生们做完课间操,发现后面没了校长用大喇叭大喊的声音,回头一看,她已经没有知觉地躺在地上了。喂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后,张桂梅苏醒了过来。老师们想送她去医院,被拒绝了。还有两个星期就高考,她想再挺一挺。

  张桂梅每年都亲自把高三学生送到考场,考试结束了再送回来。女高从来没有毕业典礼,高考结束了,她就赶紧把学生们打发走。“离开的那天,也和平常一样。”

  她唯一的执念是,余生能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学生。

  “她是在和时间赛跑。”杨文华有时撞见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在木椅上蜷缩成一团,奄奄一息。他难受地咽下了眼泪,故作轻松地和她开玩笑,“你是梦想没实现的人,任务没完成,放心死不了,马克思不要你。”

  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宿舍里同住的学生,赶紧给她打止疼药。一个小时后,她被送往县医院抢救。

  县长庞新秀也赶来看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想提前预支下丧葬费,我要亲眼看着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桂梅也想过,她死了以后,就随便一火化,扔哪里都行。“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行了呗。”

  她收养的一个孩子说,那我们想你的时候看不着。张桂梅说,你在哪个地方想我,我就在你的身边。

  听到张桂梅病重的消息,她曾经收养的儿童福利院的孩子,24岁的张惠华急忙赶到了医院。

  张惠华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华坪县做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在病床旁一刻不离地守了5天,眼睁睁地看着老妈瘦了20斤。

  儿童福利院的所有孩子,都称呼张桂梅“老妈”。即使每天女高的工作再忙碌,下午6时30分,张桂梅总是准时回到儿童之家。

  “我要回家了。”每到此刻,她似乎卸下了所有的疲惫,总是轻松地笑起来。

  在儿童福利院,张桂梅简单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躺着睡会儿觉。一个多小时后,她就提着包,又返回了女高。有的孩子哭闹着不愿意让她走,她就哄着,“老妈要去上班挣钱,给你买汉堡包了。”

  2018年的那次病重,张桂梅最终挺了过来。她又回到了女高,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拿着大喇叭在学校里转悠。

  2020年春节,她到昆明体检,病历上的17种疾病增加到了23种。“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现在还能动,我想做点事。我的病我知道,是没有办法治了。如果把最好的时光留给治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7月5日上午9点30分,女高的学生们跳起了鬼步舞。这是女高课间操的一种,张桂梅专门请了一位舞蹈老师,教了学生们一段时间。她是个偏心的人,城市里的女孩们会跳的最流行的舞步,大山里的女孩儿也不能落下,不能比她们差。

  这一天,女孩儿们跳得很开心。张桂梅缓缓地穿梭在她们中间,有点失落,“也许我这辈子都跳不了鬼步舞了。”

  课间操结束后,女孩们齐声朗诵了一首诗,是张桂梅最喜欢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实习生 卓曼曼

  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编辑: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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