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10岁的儿子被同学拍摄、触摸隐私部位，刘丽想要一个答案。为了找到霸凌者，刘丽查看了上百小时的监控录像，上门走访涉事孩子的家长，“我想知道哪些孩子做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霸凌行为发生在今年4月到6月，在广东某普通小学和小学附近的小区内，部分监控拍下了孩子们围住田田、触摸其隐私部位的过程，还有的监控只拍到了孩子们把田田拉到角落。孩子们还用电话手表拍下私密视频，在微信群传播。整起霸凌事件中，直接参与者13人，间接参与者14人。

　　一位参与者在给派出所的自述材料里坦白了霸凌升级的过程——第一次，他逼田田自己骂自己；第二次，他用“中等力”打了一下田田；第三次，他把田田推倒，坐在他身上；第四次，他把田田的手表拿走又还回来；第五次，他让田田露出隐私部位。

　　刘丽感到震惊和心痛。后来她才知道，霸凌是从田田在小区玩耍时开始的，而她的儿子从未提起这些遭遇。每天晚上8点，田田都会下楼到小区的院子里和同学们玩耍。到了9点半，他会淌着汗出现在家门口，脸蛋红扑扑的，说“妈妈我玩得很开心”。

　　刘丽无法责怪田田，因为准确地表达感受，是孤独症患者难以克服的障碍。田田不太会捕捉别人表情和语调变化，也听不懂玩笑和讽刺。打篮球的时候，田田不太能认出谁是自己的队友。当他对特定问题感到执着，比如智能家居，他会一遍一遍用语音尝试开关家里的灯，上篮球课也会追着问别人，“你家有没有智能电器？”

　　但在孤独症患者中，田田算在普通学校也能适应得很好的孩子。他能够完成一部分作业，能自己上学、自己去早餐店吃饭，还能够主动和老师打招呼。刘丽给他读长篇绘本，读到新章节，田田能主动联想到之前的章节。

　　这是刘丽花了几万个小时堆出来的结果。田田1岁多被确诊为孤独症后，刘丽辞职在家，教他一点点理解世界。为了教他喊“妈妈”，刘丽坐在婴儿椅前，捧着他的脸，举着他的手，指向自己，口中不断重复，“妈妈”。就这样从早到晚。“每天嗓子都是嘶哑的”，3个月后，孩子会叫妈妈了。让孩子学会叫爸爸，刘丽又用了6个月。

　　田田的每一次进步都让刘丽欣喜若狂。她不敢奢望太多，每当田田某一次表现超出预期，刘丽也会幻想：“如果一直这样去帮助孩子，也许有一天这个孩子能够回到正常，又或许没准以后能娶儿媳妇呢？”

　　3年前，田田顺利升入小学，刘丽一直为儿子的进步感到骄傲。在广东这所普通小学，只有老师知道田田患有孤独症的情况，孩子们只把他当作普通同学。刘丽说，由于老师的引导，班上的孩子们对田田比较包容，田田很喜欢上学。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5年，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60%以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特殊需要儿童进入普通学校。今年8月，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要求普惠性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优先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

　　也有教育学专家在媒体上表示，在普通班级中，孤独症儿童能获得更多真实的社交情境，比在机构中通过模拟社交场景的练习更有效。

　　一开始刘丽去学校陪读，发现虽然田田成绩跟不上，但课堂表现很认真。在班级内部，同学们也对他很热情。慢慢地，她放手让田田独自上下学，发现他适应良好。去年10月，刘丽重新返回了职场，“我觉得我的生活终于恢复正常了”。

　　但今年5月的一天，刘丽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有天她和儿子在小区玩，儿子跑过来告诉她，有人要他脱裤子。“谁会这么无聊？”刘丽没有多想，就带着孩子离开了。但后面几天，原本中午12点就会到家的田田，有一天12点半才回来。当时刘丽只是以为孩子贪玩，并嘱咐孩子中午12点一定要回家。后来才知道，是高年级孩子拦住了他。

　　到了6月1日，田田开始不愿意晚上下楼玩了。6月9日下午，班主任联系刘丽，说课间有高年级的孩子把田田带走了，“(班主任)说你一定要关注一下”。

　　6月9日当天晚上，她和丈夫决定下楼旁观田田和其他孩子玩耍。一开始，孩子们奔跑打闹，玩跳绳和老鹰捉小鸡。突然有孩子冲田田喊，“男神，请展示你的格调”。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田田告诉她，“他们威胁我，让我脱裤子”。那个孩子和田田并不是一个班，于是刘丽跟着那个孩子回家，询问对方家长是否知情。“(家长)也很震惊”，后来通过学校调查，才得知这个小孩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回家之后，刘丽问田田，还有谁威胁他，田田说出了小区里另外一个孩子的名字。刘丽和丈夫当晚就去找了这个孩子的家长，又从这个孩子的口中获得下一个名字。当晚她就去走访了四个家庭。

　　在这些孩子家里，有些孩子当场承认拍摄过田田的隐私照片，但不承认是自己让田田脱下了裤子。也有孩子一口咬定没做过，“我们以前玩得好好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刘丽发现，调查结果出来后，这些一口咬定没有做过的孩子，霸凌行为最严重。他们在给派出所的自述材料里面承认自己撒谎。

　　有的家长现场就表达了歉意。有的家长在她走后，把自家孩子揍了一顿。但也有家长坚称，“我的孩子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第二天，她把自己查到的涉事名单发送给学校。当天这所小学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德育处、涉事班级班主任、年级组长、心理教师参与调查，涉事孩子们在作文纸上写下了“情况”“反思”和“道歉书”。学校欺凌事件调查处置报告显示，参与霸凌的孩子从二年级到六年级不等，总人数27人，只有2人是田田的同班同学。

　　学校盖着红公章的处理意见上写，“本次跨年级多名学生针对××实施的肢体、言语、隐私侵害、拍摄传播不雅影像、群体性围观怂恿等全部关联行为，整体统一认定为学生欺凌事件。所有参与学生根据行为轻重划分为重度实施者、中度参与者、围观助推人员，学校已依法依规完成调查取证、分层教育惩戒、家校调解、专题德育、当面道歉、受害学生心理干预等全流程处置。”

　　刘丽发现，这件事的起因是有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学会了“展示格调”这个网络梗，于是和其他孩子在小区玩耍时，通过威胁、诱导的方式，引导田田当众暴露身体。调查处置报告显示，有人给田田起外号、逼迫其当众辱骂自己，有人“围观起哄”，有人“用电话手表拍摄其隐私”。有人把视频翻录后，发送到学生群组，还允许他人翻拍。

　　在自述材料里，这些小学生用歪歪扭扭的字写出了最残酷的事实。

　　报警后，刘丽进一步查看学校和道路监控，把孩子们出现的时间点一一记录，和他们的自述材料交叉验证。她发现教室楼梯间、学校门外的亭子、小区停车场出口，都有孩子把田田拉走。其中有个画面让她心碎——有次田田进校园后，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女孩路过他，突然顺手就推了他一把。

　　霸凌蔓延的范围超乎刘丽的想象。刚开始只是一两个学生这么做，半个月后，围观的孩子多达七八人。他们还会选择周围没有成年人的时候对田田实施霸凌，甚至避开监控，“当很多孩子都在做这一件事的时候，其他孩子一定会效仿。”

　　她对这种大范围的欺凌感到恐慌，“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是不是(学校里)人人都可以推他一把？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揍他一拳？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让他脱裤子？发展到这一步，他其实有一种条件反射，每当有人说‘请展示你的格调’，他就会脱裤子。”

　　调查完成后，学校联系了涉事孩子们的家长，并根据学生的行为等级，给予他们严重警告、停课反思、提交道歉信等惩戒。有些家长道歉态度很真诚，现场给刘丽鞠躬。也有一些家长不认可学校的处罚决定，不断到学校提出抗议，阻碍调查。为了维护儿子的权益，刘丽决定起诉这些家长，“没有代价的道歉不能称为道歉”。

　　虽然目前案件在法院已经受理，但刘丽心中的伤口难以愈合。她曾经想过给田田转学，“以前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孩子给学校增添了麻烦，但我想，难道不是霸凌的孩子才是始作俑者吗？别的孩子就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吗？”

　　最后她决定留下，“如果在别的地方遇到同样的事，我是不是还要走？”她希望田田能够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被平等地尊重，这也是最初她让田田进入普校的原因。另一方面，班主任在事情发生后不断对田田和刘丽支持鼓励，在班级内也组织教育班会、普及特殊学生相处知识，田田的大部分同班同学也一直对他很友善。

　　但决定留下来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田田安全地交到朋友。田田难以分辨善意和恶意。在自述材料中，有孩子问田田为什么脱裤子，田田对他说，“我想让你们笑，我想让你们开心”。田田希望让其他孩子喜欢自己，但他并不知道怎么做。刘丽回忆，在一段监控录像中，一开始他们靠近他的时候，田田跑掉了。但没过多久，田田又会重新回来和他们玩。

　　为了让田田更顺利地社交，刘丽决定聘请“影子老师”常晓旭。“影子老师”的主要工作是和田田一起进入学校，像“影子”一样跟随田田，但不干涉正常教学，负责帮助田田理解课堂规则、安抚田田的情绪，并在田田需要的时候提示他如何社交。

　　“二年级开始后，‘NT孩子’对‘星宝宝’(NT孩子指神经发育符合主流常态、没有孤独症等神经发育差异的孩子——记者注)的孤立和排外会比较明显”，常晓旭具有5年的融合教育经验，她认为，低龄孩子难以理解孤独症孩子和自己的差异，需要给他们营造一个互相理解的环境。

　　虽然各地不断出台政策鼓励特殊需要儿童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但具体实施时，如何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各地普通学校仍在探索。广西南宁民族大道东段小学采取特教班与普通班随班就读双线并行，学校还为孤独症孩子安排了助学小伙伴。湖南攸县则在乡镇普通学校建成8个标准化资源教室(资源教室指设在普通中小学内部、支撑特殊需要学生随班就读的专业支持空间——记者注)，把专业的巡回教师和医学专家放到驻校康复门诊部。

　　常晓旭一开始陪伴田田进入学校，当同学们凑过来问常晓旭，什么是孤独症，她会回答，“他只是不擅长交朋友”。“我是你们班级的助教老师”，常晓旭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常晓旭发现，课间的时候田田很少和同学说话，喜欢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看操场上的高年级学生做活动。当有同学问他“你在干吗”，他会下意识拒绝说“我现在有点忙”，“其实他没有在忙什么，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回应对方。”

　　为了让田田和同学们“有话可说”，常晓旭会事先和班里对田田较为友善的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再和田田提前练习相关话题，让田田第二天和他们聊天时，能够精准说到对方喜欢的话题。

　　为了帮助田田学会倾听，田田周末也会参与康复机构的小组课程，常晓旭和同事们会通过游戏引导孤独症孩子们互动交流，当田田认真倾听了其他孩子的话，并且给予了正确的回应，就会奖励他贴纸。集满一定的贴纸，老师就会允许田田主导下次的游戏规则。

　　渐渐地，田田在班里有了经常聊天的伙伴。到了课间，他们聚在一起，田田会给对方捏捏肩膀，问“你觉得舒不舒服”。对方说“舒服”，他会说，“那你也帮我捏一捏吧”。

　　一节道法课上，老师让同学们互相提问，“你在别人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位同学对田田说，“你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很善良的，眼睛非常明亮的人。”常晓旭记得，田田笑得很开心，回答说，“你在我眼里是一个很帅气，很友善的人。”

　　刘丽也发现了儿子的变化——他开始举手回答问题了，他竞选上了班级的“对讲机管理员”，他开始频繁提到自己“最好的朋友”了。最令她惊喜的是，儿子竟然学会了“故意隐瞒”。一天放学后，她问儿子班会课的内容，儿子不告诉她，“如果我告诉你了，你就不会让我玩游戏了”。儿子很喜欢玩手机游戏，后来她才知道，班会的主题是“保护眼睛”。“虽然是小小的‘心机’，但那一瞬间我想，哦，他有目的了。”

　　周围孩子的态度也在改变。有位同班同学带上了自己的朋友，来田田家里玩《三角洲行动》和《和平精英》。当同学带来的朋友问，为什么田田是这个样子？同学回答，“你这样问是不礼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刘丽笑了，对他们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天生就是这样的。”

　　那位同学很讲义气地拍了拍田田，“你以后有什么事情，你来找我，我保护你。”

　　刘丽认为大部分孩子的底色都是善良的，那些参与霸凌的孩子，只是好奇和从众心理让他们犯错。一位参与霸凌的孩子曾在自述书里写，“我原来可以阻止他们，但我却没有制止他们，还有时会笑。这种行为不仅会对别人造成身体的伤害，还会对别人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事件发生后，刘丽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有人评论，“少一点道德绑架”“不去祸害社会就是最大的爱”。但刘丽不后悔让田田进入普通学校，“这首先是一起校园霸凌。恶是本来就存在的，普通孩子也会承受。我们的孩子应该激发人性的善，而不是人性的恶。”

　　为了克服田田对报警的恐惧，刘丽带孩子到派出所，告诉田田，如果之后再有人威胁他，都可以求助。警察、律师、法院都会为他提供支持，他是受保护的，在这个世界上是安全的。为了帮助田田识别“坏朋友”，常晓旭也会拿着鲨鱼玩偶，故意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问田田是否会同意，“如果你不同意，就是坏朋友”。

　　但除此之外，刘丽还有更长远的心事，“社会给了融合的机会，却很多时候没有告诉学校具体该怎么做”。她在和其他孤独症家长交流时，大家共同的心声是，“融合如果做不好，(孩子的)生存和就业怎么办？”

　　好在新的学期，田田所在的学校成立了资源教室。每周田田会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到资源教室，特教老师带他们做游戏，帮助田田缓冲情绪、学习社交，一周1-2次。而刘丽新学期的目标很简单，“我们的希望不是他能和普通孩子玩得有多好，而是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安全的。”

　　(文中刘丽、田田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