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的一代———80后最早、也是最沉的标签。

　　生产日期： 1993年岁末，源于全国上下对《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的讨论。此后所有关于80后的讨论，大抵始于此。一晃17年，80后进入而立之年。当年的夏令营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文章作者当年为何写这样的文章，现在又如何看待此事此文？当年的小学生，现又在做什么？又如何看待对80后的争议？

　　为此，本报记者对参加当年中日夏令营的小学生、中方辅导员，以及文章作者进行回访，以图重新审视引发80后种种争议多年、却始终不能被撕掉的标签。80后，是否真是垮掉的一代？

　　较量主角 当年

　　报名

　　说起《夏令营中的较量》这篇文章，可谓名声在外，并引发后来被大家熟知的“垮掉的一代”、“小皇帝”等等这样的概念或讨论。但在当年的草原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却鲜为人知……

　　报名

　　父亲想让女儿锻炼吃苦

　　1992年6月，三里屯三小(现为三里屯小学)6年级学生，12岁的关萌萌，看见学校贴了张通告：“我们需要与草原上的蛇搏斗，需要与草原上的天气搏斗，需要与草原上的走路搏斗……”

　　通告是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杨金华贴的。

　　1 月1日，现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项目开发部负责人的杨金华向本报记者回忆，当时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团中央与日本福冈蚂蚁蟋蟀游戏学校，要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联合举办“中日少年儿童联合探险夏令营”。文件下发给各个区，由于安全性未知，没学校响应。当时他正好去区上领“个人先进奖”，领导叫住了他单独说这事儿。因为他一直在学校搞摄影，这事正好能让学生们出去采风，于是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关萌萌的父母最先都是老师，一家住在北京四合院，后来随着他们开始在教育系统任职，关萌萌的家也搬到了单元楼里。

　　关萌萌从上学就开始自己穿衣服，自己上下学；见人就打招呼，做完作业才吃晚饭；上2年级时，关萌萌会拿个小本儿，跑到楼里帮忙收水电费。

　　生关萌萌时父亲33岁，母亲27岁，与其他80后的父母具有共性，“经历过自然灾害和文化动荡，不想再让下一代受苦，况且更是独生子女”，自然不会让关萌萌干家务活和做饭，还总会取出积蓄，在暑假带她去北戴河、青岛等地旅游。有次父亲去日本访问，给她带了一个SONY的WALKMAN，价值1000多元，相当于当时两人半年的工资。

　　得知这个夏令营，关萌萌的父亲、时任北京朝阳区教育局副局长的关三多心想：女儿都小学毕业了，应该让她离开父母出去锻炼锻炼，让她吃点苦。

　　于是，关萌萌报了名。孩子们被拉到当时在建的首都机场，每人背着5公斤重的行李走路回学校，中途用柴火做了一顿饭。最先回学校的10个孩子，就是去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关萌萌便是这1/10。除此之外，还有5个名额来自团中央。

　　入营

　　不会搭帐篷 装备有差距

　　1992年8月1日，15个北京的孩子坐火车到了呼和浩特，与中方另外15个来自“内蒙古政府高层子女”组成了中方阵营。随后，他们和77名日本孩子被要求到超市里自己购买物品。

　　107名孩子被打乱编成了10个队，并被分为东西两个大区分别行动，徒步到大本营集合。关萌萌分在西区9小队，队里有10名成员。杨金华为东区中方辅导员，全面负责中方孩子及拍照。

　　当天到草原已是大约晚上9点。日本孩子开始熟练地搭帐篷，关萌萌不会，但看见日本孩子钉了第一个桩子后，大概也明白了怎么回事儿，很快就开始帮着钉第二个桩子。睡觉时，她开始觉得装备有差距：日本孩子的睡袋看上去很有质感，睡进去刚好合适，但他们的睡袋又大又不保暖，睡进去后觉得下面湿湿的。

　　孩子负重公斤、行进里程多少？杨金华和关萌萌均表示“记不清了”。根据资料显示，较为大众认可的数据为：“不超过11千克”“一条23千米，一条29千米”。

　　行军

　　谦让没吃饱 背包又坏了

　　第一天出发时，杨金华注意到中方孩子一路唱歌，而日方孩子却是埋头走路。没过两个小时，中方孩子体力开始出现透支。

　　中午到达一个目的地后，孩子们开始做饭。关萌萌说，日本孩子自己搭灶生火，虽然她和另外两个中国小孩不会，但她们看见别人怎么做后也上去帮忙，但削下来的土豆皮“比城墙倒拐还厚”。由于在吃饭时谦让，结果被日本小孩一抢而空，中国小孩没有吃饱。

　　日本孩子吃完饭后，开始收拾垃圾。“老师和家长没教过我们要这样做，只是教我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过关萌萌见状后，和其他中国孩子也跟着收拾垃圾。

　　杨金华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草原上没有厕所，中方小孩随地大小便了事，而日本孩子总会先用铁锹挖个坑，大便完后再用土盖上。

　　在中方阵营中出现了重大状况———孩子们的背包带陆续断裂。“带子断了又抱不动，遇到下坡我们就把包滚下去。”关萌萌再次发现装备的差异：他们的背包背一会就坏了，但日本孩子的背包带又软又结实，还有铁架支撑；对方是专业的户外水壶，而他们的则是那种常用的塑料旅游水壶，水漏得厉害。

　　走到天擦黑时，终于到了目的地。中午讲礼饿坏了，晚上就没怎么讲礼，吃了饭也没交流就开始洗漱准备睡觉。次日清晨再次出发，中方小孩有了前车之鉴，没有再一路走一路唱。在遇到吃饭时，关萌萌开始和日本孩子抢着吃。

　　杨金华带队的东区里，中方一个小女孩发烧了，后来由车接走。而另外一名日本孩子高烧40℃，自己却坚持要继续行走。

　　第三天下午，筋疲力尽的关萌萌眼前一亮，茫茫草原上扎了好几个大帐篷———大本营到了。次日上午，队员们在草原上骑马、合影，下午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较量主角 现在

　　一名支过教的人民教师

　　作为80后的人民教师，关萌萌回看当年，12岁参加“中日夏令营”，关萌萌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收获：这么艰苦的路走了下来，会搭帐篷、做饭，可以离开父母5 天，还能和其他小伙伴友好相处。父母对此也深感欣慰。不过，就在关萌萌兴致勃勃地向新同学们炫耀时，一篇叫《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文章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它给我们制造了‘垮掉的一代’的标签，让我们这代在争议中成长。”关萌萌认为，孩子是家庭和学校的问题，孩子是无辜的，现在的她更能宽容学生们的缺点。

　　另外，这位夏令营亲身参与者至今仍觉得有些“冤枉”：“文章中有地方失实，有地方被夸大了。”

　　2009 年最后一天的晚上8点，北京星巴克望京店。“你能认出谁是我吗？”坐在记者对面的北京教师关萌萌，拿出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已经泛黄，拍摄时间为 1992年的内蒙古大草原，一群孩子站在“中日少年儿童联合探险夏令营” 横幅下。另外一张是一名年轻女子在新疆支教的照片。

　　生于1980年的关萌萌指着照片：”喏！前一张，穿墨绿色衣服的假小子是我。后一张，灰头土脸的老师是我。”

　　身着白色羽绒服的关萌萌腰板儿挺得笔直，说话时眼睛会直视你，一口京腔，并伴随肢体语言，时不时会开朗地笑，又会有“喝咖啡会睡不着觉”的担忧———标准的小学老师范儿。

　　1995年，关萌萌初中毕业考入了师专，2000年毕业后，进入北京一所小学任教。现在，作为北京望京实验学校《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师，关萌萌每天7点半到学校，上四节课，下午4点半下班回家，为丈夫做晚饭。

　　2003 年，关萌萌结婚，丈夫是父母朋友的孩子，生于1977年，从事物业管理方面的工作。90平方米的房子是2005年买的，支付的全款，来自结婚收的份子钱、两个人的积蓄以及两个家庭的支持。婚后，她做饭，丈夫洗碗，两人属“平淡过日子型”。不过，就在婚后的一个星期，曾经的“中日夏令营”队员关萌萌做了一件 “不平淡”的事———报名参加支教。

　　2004年2月，关萌萌来到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第二小学。建立在沙漠中的小县城学校，要比儿时她在草原中看到的好得多：砖砌的平楼，有电有宽带，但沙尘很大，经常面对面说话都看不清对方的脸，风也很大，经常才洗了头，从一楼走到三楼就差不多干了一半。

　　支教期间，学校外有个小饭馆，中午炒一盘鱼香肉丝，吃两顿，剩下的汤第二天早上用来煮面。学校的单间宿舍闹耗子，耗子被夹在粘鼠板上，关萌萌不敢自己取，于是半夜叫隔壁的男老师来帮忙。

　　对年轻的关萌萌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寂寞。她除了上网就是看书，她把《血色浪漫》看了几遍，不喜欢钟跃民，认为能把“理想和现实很好结合”的张海洋更适合当老公。

　　学生们问她北京有多大？她说，北京很大，有一环二环三环。学生又问：“北京的二环有我们县里的街长吗？”一次，一位当地老师问她：“你在北京，是不是经常看到明星啊？”关萌萌回话道：“从来没有。”这位老师非常惊讶，始终没有想通北京真有这么大吗。

　　支教一年半后，关萌萌回到了北京。她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不会再像以前在单位里，哪儿看不顺眼就要说，经常惹得老教师不喜欢。

　　“每个人都有支教梦。为何支教？也许是觉得偏远地区需要帮助，也许是想向父母证明自己不是大小姐？”关萌萌说，80后都是矛盾的———或多或少都有理想主义情结，但理想是什么，又不能追根溯源，也说不清道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