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梯英雄”自述：一个登山运动员的故事

　　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因过度翻阅而完全“散架”的书——《一个登山运动员的故事》。书的作者刘连满，在50年前甘为人梯，扛起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名队友，一举征服了被外国探险家们称为“不可逾越的‘第二台阶’”，成全了3名队友最终成功登顶珠峰，这也是中国人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书写得异常朴实，读下来，像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故事，如果不对照历史，很难想象他曾经的辉煌和牺牲。书的后记中，记载了他曾经写过的一封信中的话：“我的前半生的经历，自认为是平淡的，不是什么英雄，我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无需去夸耀。”

刘连满（图片来自网络）

　　初生牛犊不怕虎
　　郊游摔跤胜全场

　　让我们将镜头切回1951年，此时的刘连满，从农村报名到哈尔滨机电厂工作，因为有点文化基础，厂领导将他送去速成识字班学习，文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提升。1954年，哈尔滨机电厂要建立独立的消防队，刘连满再次被派到消防干部训练班学习，掌握消防知识和操作，

　　他不会知道，就在几年后，他站在珠穆朗玛峰第二台阶，想到了消防救援中常见的搭建人梯，将战友送到世界之巅。

　　1955年，全国总工会决定组建中国第一支登山队。刘连满因为身体素质过硬被选为12名队员之一，赴北京训练。在书中有一段关于他身强力大的有趣自述：“有一次训练班和公安局联合组织郊游，在沙滩上进行一项擂台摔跤赛，领导叫我上台打擂，当时我也是年轻好胜，所以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在农村就喜欢摔跤，当时不加思考就摔了起来，规定是三跤两胜，胜的奖励两个苹果，败的给一个。参加的人很多，有些还是市里得过冠军的选手。我一连胜了7场，最后一个上场的选手又让我二比零挫败了，那个人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比赛结束后，领导问我认不认识最后上场的人，我才知道他在全国摔跤比赛中曾得到过第三名。”

　　为登顶11次与死神擦肩
　　多亏藏族同胞相救

　　“1956年大约6月份，北京训练结束，选出了10名身体和技术较好的学员，组成登山探险队，攀登的目标是苏联高加索厄尔布鲁土峰壑我国的慕士塔格峰。”这是刘连满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雪山的对话和交流。

　　1957年中国和前苏联登山队联合攀登贡嘎山，刘连满在那里11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最终成功登顶。

　　在《一个登山运动员的故事》一书中，刘连满这样记录着当时的细节：“到了新都桥就没有汽车走的路，只能靠步行和骑马了，我们找了向导，还雇了一些马匹开始翻山越岭，途经一处很窄的山间小路，一面是陡壁，一面是悬崖，马背两侧分别背了一个大包，靠陡壁一面的大包被岩壁挤了一下，马的后腿挤向悬崖边，幸好一位同行的藏族同胞把马拉住才算解救了我和马的性命。”

　　登顶贡嘎山成功后，刘连满和队员们在下撤时遭遇暴风雪夹杂雷电的恶劣天气，而他，也差点坠下悬崖。“暴风雪刮得眼睛睁不开，能见度只有几米远，刘大义队员往前走了十来米想看看有没有走错路，没想到他突然滑倒了，队长和我急忙用冰镐保护，但是冰太硬了，冰镐根本凿不进去，我们三人滑了下去，有时腾空飞起再落下去，下滑过程中我的冰镐也甩丢了，万幸的是，当滑倒悬崖边时，有一块突出的岩石挡住了我们。队长抱住了石头，这时暴风雪停了，我往下一看，悬崖下面深不见底，人要掉下去肯定要粉身碎骨。”

　　从贡嘎山回到北京后，在庆功会上，刘连满被授予“运动健将”称号，并因此接过贺龙元帅亲手颁发的奖杯。

　　助队友登顶世界最高峰
　　人梯精神尤为可贵

　　1960年的5月，中国登山队向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进发。从登山行动开始，刘连满就一直在前面负责开路。“到达8000米时，遇到一个约有100米长的坚硬雪坡，要斜跨过去，每走一步都得用鞋踢上三四次才能踢出放脚的台阶，开路的队员体力消耗特别大，我由于过度疲劳刚跨过这段雪坡就累得昏过去了。”刘连满在多年后写这本书，提到晕倒的细节时，特意提到了他的副政委王凤桐，“副政委看我还没醒过来，就把他的氧气给我用上，一晚上几乎没有睡觉，始终看护着我。”

　　5月24日，中国登山队5名队员攀登至8500米处的突击营地。此时他们已经因为寒冷、饥饿、极度的体力消耗，筋疲力尽。“我们出发没走几米遇上了个雪坡，队长许竞上了几次都没上去，好在那里还不是很陡，要是陡可能就滚下山去了。看他体力实在支撑不住，就把他留下来了，换上了运输队员屈银华到突击组，我们4人继续向上攀登。”

　　到了8700米处即“第二台阶”时，攀登6米多高的峭壁，队员们摔了多少次，总是上不去。这时，刘连满想到了人梯。

　　“我开始向上爬，可是连续爬了三次都没上去，当时把我累得几乎上不来气了，想什么办法上去呢？我想到在消防队经常用搭人梯的办法登建筑物，那就搭人梯试试。于是，我把屈银华叫到跟前，我要他踩在我的肩上向上爬，他说，我脚上的高山鞋上有钉子你受不了，他就决然脱掉高山鞋，仅穿着袜子向上爬，我脚下踩着背包以增加高度，但还是不行。屈银华踩着我的肩在岩石缝中打了个冰锤做踩的脚蹬，还不够高。我又把冰镐插在岩石缝中他才上去了。接着，我又把贡布和王富洲驼上去。”

　　三名队员用了好几个小时将刘连满拉上“第二台阶”，前行了100多米后，刘连满力气已经耗尽，登顶的任务只好交给他的三位队员完成。

　　在《一个登山运动员的故事》中，刘连满对自己写遗书、留氧气的壮举，写得轻描淡述：“当时我想既然上不了山，又下不了山，还能不能再做点贡献呢？突击登顶时我们每人一瓶氧气，我看了一下我的氧气瓶里的氧气还不少，何不留给他们回来时再用呢，我于是就把氧气瓶的开关关死。我又想他们回来时，我如果坚持不了不在人世了，他们又不知道，我为他们留了氧气那不白费了吗？于是我用铅笔写了一张纸条‘富洲同志，这次我不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我看氧气瓶里还有一些氧气，留给你们回来时用吧，也许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你们的战友刘连满5月24日’。我靠在岩石旁，躺在那里，一个晚上由于缺氧总是感觉憋气，喘气特别困难，老天真是照顾我，一夜也没有刮风，天亮了，我想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一直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从山顶下来了，知道他们登上去了，这使我很激动，我试着站起来，还真的能站起来了。”

　　50年过去，关于什么是登山精神，它到底给人类留下了哪些财富的讨论中，人梯精神和团结协作，始终是焦点。西藏登山队高级教练旺加至今仍珍藏着这本《一个登山队员的故事》，时不时会拿出来翻看，他说，每个站在峰顶的登山家背后，都有着很多像刘连满这样甘为人梯的幕后英雄，他们，在人类登山史上都是值得铭记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