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江：篮协监管得太多 信兰成不如李元伟实干

　　时间飞快地过了4天，王兴江似乎还不能面对自己亲手打造的球队，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现实，“不高兴！我感觉很突然，好像有太多的事情没做完，怎么就离开了呢？！”今天上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王兴江好像还没回过味儿来。

　　11月17日下午，山西中宇俱乐部的创始人王兴江和山西汾酒集团正式进行了交接，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泪洒现场，让很多人动容。虽然王兴江承认自己的性格太过急躁，也办过很多错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是他一手打造了山西的金牌球市，几次“吃螃蟹”的行为，也为CBA联赛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而如今，这位颇具性格的球队老板不得不黯然离开，恰恰是栽在了中国篮球的伪职业化上。

　　时至今日，王兴江仍然对俱乐部没能如愿被北控集团收购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市场行为受困于行政权力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参赛权是一家俱乐部的核心资产，但中国篮协却通过一纸规定，把这个核心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王兴江告诉本报记者，“不按市场规律进行自由流动不是好事，这对篮球的发展没有好处。”

　　今年4月，王兴江确认与北控集团就俱乐部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但因未能得到山西省体育局的批准性文件，收购工作无法完成。本赛季联赛开始前，汾酒集团对外宣布，全资收购中宇俱乐部全部股权，球队最终留在了山西。

　　“当初和北控集团谈好了，他们出钱，我出力。”王兴江对自己的“小算盘”毫不讳言，虽然他有意将球队转卖，但仍希望能为俱乐部未来的发展尽力。卖给北控，王兴江仍可以继续自己的篮球梦，他甚至计划球队3年内夺冠，“没别的，我就是喜欢篮球。”但球队被汾酒集团收购后，他只能选择离开。

　　没有人会怀疑王兴江对篮球的挚爱。2001年，王兴江成立了山西宇晋队，连续两年冲击CBA未果。2004年，河南队冲进CBA，王兴江立马出手，用800万元“借壳上市”。2006年，他把队伍从河南拉到了山西，成立山西中宇俱乐部。几年间，他对俱乐部的投入，超过了3亿元人民币。

　　“当初把队伍从河南拉到山西，球队中没有一个是自己培养的球员，因为河南方面和我们签的协议中规定，像王磊等球员只代表俱乐部再打1年。之后，我只好从甲B找队员，再从山东带了几个人过去，经过6年磨合，俱乐部才有了现在的样子。这其中经历的磨难，只有我自己知道。”

　　王兴江向本报记者细述了目前球队的情况，“现在，球队一线队最出色的球员段江鹏只有23岁，其他球员也都在21岁左右，看看CBA18支俱乐部中，没有一支像我们这样年轻的。我们的青年队，连续几个赛季，都是青年联赛的第三名，三队也有不少好的小队员。我敢说，俱乐部在未来5～7年内，不用再招兵买马了。而且，球队的经营情况也不错。”

　　这或许也是王兴江如此不舍的原因，本该到了大展宏图的时候，却不得不离开，这其中的苦楚，恐怕只有王兴江自己知道。

　　“我是CBA所有球队中，完全靠自己经营的俱乐部，没有得到过任何政府部门的支持。俱乐部的开支，不是我们的经营收入，就是我自掏腰包。如果说开始几年，我没有把企业卖掉的话，我还可以支撑，但现在，球队想要夺冠，就需要更大的投入，我显然承受不了，但北控集团有钱。”王兴江说。

　　有趣的是，为什么18支俱乐部里，单单王兴江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答案是，性格使然。

　　王兴江从河北起家，之后到河南发展，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王兴江所到之处，都是政府求着王兴江搞投资，而不是自己去求别人。“我一到河南，当地就给我一个市政协常委，后来山西有个县想邀请我过去投资，给了很优惠的政策。我过去后，这个县的财政收入，从5000万元变成了5个亿，当时的山西省省长和省委书记都到过我的企业参观。所以，我认为没必要跟体育局要政策，他们愿意给就给，不给也无所谓。”

　　王兴江自认，自己性格固执、急躁、好斗，很多时候办事有点急功近利。在球队的运营上，他是CBA干预球队最多的老板，在比赛时，经常亲自给球员布置战术。他也是炒教练最频繁的投资人，在他执掌俱乐部的这段时间里，球队更换过13位主帅，其中西班牙国家队助理教练楚斯·马特奥仅执教了一场比赛，就改任球队的顾问了。

　　“我很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这可能和我是农民出身，受教育程度不高，积累和深度不够有很大关系。遇到事情，控制不住自己，太容易着急。”王兴江话锋一转，“但是，我是依据管理民营企业的方式来管理俱乐部的。我认为，搞俱乐部和和搞民营企业有很多共同之处。对企业来说，国家政策可能就这么长时间，如果不抓住机会，可能就错过了。俱乐部也是如此，如果不着急一点，太四平八稳，可能也搞不好。”

　　但无论如何，王兴江还是吃了性子太急的亏——山西兴瑞女篮刚刚成立不久，由于和政府部门关系不错，得到了很多帮助，比如，兴建俱乐部训练基地的用地，就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但山西中宇男篮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且同政府部门的关系比较紧张，这最终导致体育局拒绝放行，王兴江也不得不从俱乐部离职。

　　不过，也正是王兴江的个性，使得他敢作敢为——率先引入邦奇·威尔斯这样的大牌外援，并请来如今在CBA呼风唤雨的马布里，他甚至在NBA停摆期间，一度和科比达成一个月200万美元的加盟协议。因此，说CBA的巨星时代始于王兴江，并不为过。

　　王兴江并不避讳自己对中国篮球起的推动作用，他仍有不甘。“和科比已经谈好了，但篮协突然出了一个规定，说有合约的球员，不能来CBA打球。我认为，这条规定就是冲着我来的，就因为我们是草根俱乐部。”作为CBA俱乐部中出了名的敢“放炮”的投资人，如今离开篮球圈后，更是敢言人所不敢言，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不看好中国篮球的未来，一方面是因为，包括篮球在内的体育在整个国家中，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篮协管得太多。”

　　王兴江说，他几次找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探讨CBA成立联盟的事，“这其实是所有投资人的共识。成立联盟，并不意味着不接受篮协管理，篮协完全可以控股，俱乐部也有股份，这样，大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了，但这事一直没有进展。我跟信兰成说，你不是不明白该怎么做，但你就是不做。李元伟是在体制允许的情况下，尽力去探索，让CBA更好。信兰成是个好人，但他的目的是自己不犯错和联赛不出事。我还提议过，裁判公司化，每个俱乐部都出点钱，比如100万元，找一些有进取心的年轻裁判，每年如果能培养出5名，那么10年就是50名，这也没有得到篮协的回应。现在的裁判在地方和单位里，也都是官员，篮协根本管不了他们。”

　　在王兴江看来，中国篮协好像很害怕俱乐部联起手来，“我不明白，他们害怕什么，为什么不给我们俱乐部投资人找一个好地方，给个三五天时间，好好坐下来探讨一下，只是每年全明星赛时，两个小时的集体讨论时间。就那么点时间，十多家俱乐部，发言都不够，更别提探讨更深入的东西了。”

　　当然，王兴江也承认，并不是每家俱乐部的投资人都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想法，都那么愿意“直言犯上”。“每个俱乐部的情况不同，很多俱乐部不像我，只是因为对篮球的热爱才投资俱乐部的。他们投资俱乐部是做‘生意’，俱乐部虽然亏损一点，但从其他的方面能赚回来10倍，所以他们不愿和篮协把关系搞僵。其实，我离开篮球圈真的无足轻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离开后，篮球圈少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从中国篮球的角度上说，我真的希望不同的声音能多一些。”

　　远离纷争让王兴江有了难得的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他坦言，这几天也在做自我总结，“我也在想我犯过的错误——我不可能没有错误，毕竟我也是个普通人。我觉得，很多事情之所以出问题，可能还是因为自己是农民出身影响了我，我的父辈是农民，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我在想，小时候，我吃饭时如果碗里剩下小米粒，我爸都会打我，现在我生活好了，开着好车、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不了剩下也就不要了，我父亲要活着，还不得踹我几脚，所以，有时候有些飘飘然，这可能让我不能更好地面对和处理一些问题。”

　　王兴江离开了篮球，他告诉记者，对于把篮球视作毕生热爱的他，这次不得已放手，可能是暂时的，或重新组建一支球队，或开办篮球学校，自认为仍干得动的他还希望为中国篮球做贡献，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喜欢，就是想为中国篮球做点儿事。”

　　“人没问题，只是太投入”——这是篮球圈内一位和王兴江接触颇多的人对他的评价，或许不够准确，但足够真实，而中国篮球恰恰缺少这种人。

　　本报北京11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