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之外的“巴西梦”：经济发展与社会难均衡

　　22岁的内马尔似乎是要复制前辈们的神话，世界杯将全球的目光汇聚到巴西这个南美最大的国家上。这是南美大陆时隔36年再次举办世界杯。

　　这个诞生过贝利、苏格拉底、罗纳尔多等超级球星的国度，除了激情的足球和迷人的桑巴，很多人并不知道，上世纪50-80年代这个国家还曾创造过一度令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并曾有过“20世纪末融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豪言壮语。

　　但如今，伴随着一系列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变，这个曾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大展身手并欲实现自身崛起的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挫折，以至于早已复归了平静。

　　但平静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对于人均收入超过1.2万美元的巴西来说，“第二次崛起”已经不再只是梦想，当然，这条路途依然不会平坦，现今环视巴西国内，工业发展不均衡、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仍然存在，对于巴西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至今仍未完全被甩脱。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对于目前仍在经济发展之路上飞奔的中国来说，同为“金砖四国”的这个兄弟国家已经走过的和正在走的路，很可能就是以后我们要走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巴西，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充实自己。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实习生 黄蓉 王书境

　　桑巴之国的“经济奇迹”

　　对于“桑巴之国”巴西而言，再没有什么比足球距离它更近的东西了，包括它的经济。

　　巴西第一次捧起世界杯是在1958年。这是球王贝利的第一届世界杯，这一年他还不满18岁。

　　而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原本以典型的“亚非拉”落后形象示人的发展中国家巴西，随着世界杯的夺冠开始了经济的腾飞，并创造了堪称“经济奇迹”的巴西发展模式。　

　　在1951-1980的30年间，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在6.8%，特别是1968-1973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2%，而1973年甚至创下14%的年均增长纪录。

　　尽管与上世纪70年代末步入改革开放时期，并创造了年均经济增长率9.8%(1979-2007)的中国经济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在1980年代之前，巴西无疑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领域最受瞩目的国家之一，在那个“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笼罩在美苏两极争霸阴云中的桑巴之国，以其独有的发展模式，向世界宣告着自己的存在价值。

　　有趣的是，在这三十年“经济奇迹”过程中，巴西又分别于1962和1970年两次夺得世界杯，经济的发展与足球的辉煌几乎同步，二者相映成趣。球王贝利成为至今世界上唯一一位夺得过三届世界杯冠军的球员，为祖国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对国家前景的“信心爆棚”。正是在1970年，在梅迪西政府执政下处于巅峰发展状态的巴西，凭借经济的崛起，甚至喊出了“在20世纪末融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响亮口号。

　　1960年，巴西政府甚至将首都由里约热内卢迁至巴西利亚，试图促进内陆的开发。

　　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曾掀起过一阵研究“巴西崛起”的热潮，在学者看来，“未来之国”、“潜在大国”的名头，对于巴西而言实至名归，这个“拉美奇迹”的领头羊、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期待。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无比美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21世纪说不定又会被某些乐观的预言者称为“巴西的世纪”了。

　　“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事实证明，“巴西梦”很快面临梦醒，一个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的巨棒，兜头将雄心勃勃的世界经济新贵巴西“打回了原形”，遭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加之错失转型良机，在这个原本“出线形势”一片大好的国家上空，笼罩了一层久久难以挥去的阴影。

　　按照世界银行对这个概念的解释，身陷“中等收入陷阱”后，鲜有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例子。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石油危机的到来，“巴西奇迹”戛然而止。

　　“疯涨的油价，国际资本的短缺，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的下降等因素，让巴西经济从1970年代中期就进入了尾期。”6月27日，中国社科院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周志伟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而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全盛时期经济上曾经有过两位数增长的巴西，一度转入负增长的困局：1981年为-3.1%，1983年为-2.8%。

　　与负增长率相伴随的是不断高企的外债和通货膨胀率：1973-1984年，巴西外债余额从125.7亿美元增加到910.9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9%增至43.1%，通胀率从14.9%猛增到220.6%。

　　曾经的经济奇迹缔造者巴西，已经成为人们眼中“永远的未来之国”。其实即使没有国际客观因素制约，巴西经济发展本身已经存在了不少问题。

　　此前奠定了“经济奇迹”的进口替代模式和“举债发展”模式，也成为人们主要的反思对象。

　　所谓“进口替代”，简单说就是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主要途径是通过限制外国的工业制成品来促进本国工业化，巴西的这一发展模式起于20世纪30年代。

　　客观来说，这一政策下的巴西很快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竞争环境，导致垄断企业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高且价格居高不下，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在面临世界范围内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时，巴西仍然在“举债发展”，推进耐用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从而错失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时机。

　　与经济方面相伴随的，是前期经济高速发展光芒下所掩盖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集中爆发，其中之一，便是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贫民窟林立，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几乎从它建成的第一天起，批评声就从未停止过。迁都没有解决前首都的“城市病”，却造就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新城市。

　　“按照指标衡量，目前巴西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上下范围内。”长期致力于巴西研究的周志伟分析，经济疲软，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的存在，让巴西至今仍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梦魇。

　　巧合的是，巴西足球也在这个时期霉运不断。拥有“舞蹈家”身材和医学博士头衔的苏格拉底，代表巴西队参加的第12、13届世界杯大赛，都在1/4决赛中被淘汰出局。尽管苏格拉底在1982年被评为世界十佳球星，但他仍十分沮丧。

　　经济发展与社会难均衡

　　不过，进入到新世纪后，巴西人似乎看到了一线转机。

　　2003年前后，高盛公司提出的金砖四国(BRICs)概念，让巴西再次跃入人们视野。其实在此之前，自1994年雷亚尔计划开始，巴西便重整旗鼓，奔向“第二次崛起”。

　　而巴西经济重获动力的原因之一，在于一些体制上的障碍的扫除，从卡多佐、卢拉到卢塞夫，控制高通胀率，垄断企业私有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逐渐解脱了捆绑在这个国家身上的枷锁。

　　“如果要说经验，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周志伟认为，既不能过分强调政府的管控作用，也不能一味强调无形的“市场之手”的作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就要采取相对应的政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巴西推行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放开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开支等。

　　“这个阶段巴西已经不再是高速增长，而是速度适中的增长。”周志伟认为，自2003年执政以来，卢拉政府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使巴西进入20世纪70年代“巴西经济奇迹”以来的最快且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巴西重回世界经济十强之列。

　　但是，经济的增长并非万能，深埋其下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中央党校学者陈江生在《拉美化陷阱：巴西的经济改革及启示》中曾援引一组数据称，1993年20%巴西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占到了全国总收入的58.7%，基尼系数超过了0.5,进入21世纪后甚至一度逼近0.6,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的国家。

　　而遍布巴西大小城市的贫民窟，则成为这个国家贫富分化最明显的标记。

　　学者胡续冬在其旅巴游记《去他的巴西》中，对于巴西最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有过如此描绘：大大小小六百多个贫民窟……大多分布在繁华市区的山坡上，虽在摩天大厦、时尚街区之侧，但完全与世隔绝、自成一体，俨然城中的山寨。远望这些“山寨”，一个个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破旧、杂乱的棚户，像是史前时代的部落。　

　　1976年9月18日，后来被称为“外星人”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就出生在里约热内卢这样一个贫民窟。18年后，他代表的巴西队在美国世界杯上夺得冠军，相距巴西上一次夺冠，已经过去了24年。

　　现在的巴西人这样形容他们国家的贫富差别：富人在天上(即乘直升飞机)，中产阶级在地上(开小汽车)，穷人在地下(即乘地铁)。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国家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人们缺乏安全感。盗窃和抢劫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里约热内卢，这里的人都懂得出门要带几十元的“保命钱”。

　　两极分化和严重的贫富差别成为黑社会势力滋生和猖獗的温床。仅圣保罗市就有七个黑社会集团，就在2006年5月，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黑社会势力甚至公开向警察挑战。

　　此次世界杯期间，来自全球各地记者们对此也深有体会，因为描述“被偷，被盗，丢东西”的新闻成为除球赛外最多的花边报道。

　　经济不发展，万万不行，但仅靠经济发展又不是万能的，必须重视社会均衡发展尤其是民生等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不啻巴西这个“先行者”给很多注重经济发展的后来者们提供最重要的提示。

　　巴西90%城市化率之痛

　　“巴西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多多少少也存在。”周志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我们实际也处在一个经济增长比较快，但存在社会和民生问题与之不相协调的问题。

　　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城市化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是一个大的趋势，众所周知，目前城镇化是我国大力推进的一项战略性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初的一项统计，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3.73%。资料显示，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平均需增长1%左右的城市化率。

　　在此大背景下，“北漂”、“民工进城”、“农民进社区”等成为近些年媒体关注的焦点，各地城镇化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在周志伟看来，越是在这种时候，对于城市化的发展越需谨慎，因为巴西此前的发展以及种种社会问题，便与城市化的无序、恶性发展密切相关。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约90%的水平。

　　伴随着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城市生活的便捷、舒适使得该国大量农民一拥而入，进入包括里约等巴西大中小城市，但问题是，工业的发展难以支撑起数量如此之多的人数就业。伴随着城市快速膨胀，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接踵而至。

　　城市化人数在“数字上的好看”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大量人口进入城市，没法给他创造就业，无收入就无法买房，规划生活，所以就有了贫民窟，形成一种现象。可以说，巴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与这种无序城市化有着直接的关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制动阀的作用。”周志伟说。从巴西的教训来看，如果完全放开户籍，极易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目前巴西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只是进一步升级的问题，而中国显然连这点都还未完成。

　　城市化不是人口往城市流动，如果流动后要在教育、医疗、工作方面跟不上，会产生很大问题，周志伟认为，这就需要工农政策的均衡发展问题，不可一蹴而就。好在现在中央已经注意到这点，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策略。

　　“其实我们关注巴西，研究巴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周志伟最后表示。

　　巴西所拥有的，不仅仅是桑巴和足球。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说，现在我们对于巴西的全面关注，不是多了，而是依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