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社团在全民健身中作用日益突显

　　51岁的孔德纯喜欢骑行，两个月前经朋友介绍加入“五行单车俱乐部”，他的骑行生活就此变得多姿多彩，“以前连20公里都骑不到，现在轻轻松松骑100多公里。”曾经的“独行侠”孔德纯很享受找到“组织”的归属感。

　　近些年，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一个人”的体育生活方式，娱乐性和社交性的需求促使有相同爱好和兴趣的人们聚集到一起，收获更好的运动体验，草根形态的体育社会组织犹如滚雪球般生长壮大。这其中，体育社团是体育社会组织的主要实现形式，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日益突显。

　　加强指导

　　培育体育社团生存能力

　　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总体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每10万人拥有不到两个正式登记的体育社会组织，与德国每890人就拥有一个非营利体育组织相比差距明显。除数量少外，国内体育社会组织的能力也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带有官办色彩的社团对体育部门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民间社团又缺乏专业指导和相关支持。

　　尽管眼下的生存环境并不如意，但随着人们运动健身需求的一路走高，民间体育社团依然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也为民间体育爱好者成立体育社团提供了便利。“我们发现跑得好并不代表团队建设就好。”这是路跑APP(应用软件)“悦跑圈”创始人梁峰对时下各种跑步团体的观察。“我们尝试提供一些标准供用户参考，比如线路选择、志愿者招募等。”对于组织较好的团队，“悦跑圈”会在其界面推介，或会给一些奖励。“激励他们搞好团队建设，增强生存能力。”梁峰说。

　　对于社会力量的自发行为，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组织建设处处长杨光宇乐见其成。他认为，体育社会指导员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目前这支队伍人数超过百万，而且就在群众身边。而对于如何提高原有官方性质的体育社会组织运营能力，杨光宇认为“要多给锻炼机会”。

　　从2013年开始，上海市体育局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交给旗下各体育协会举办。尽管有“照顾”自己人的嫌疑，但从原来的补贴转变为购买、交办转变为竞标，“这显然有练兵的意味，至少促使他们主动思考和设计项目发展，而不是以前那种办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上海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张漪说。优胜劣汰的机制其实已经发生作用，今年就有两个项目由公司承接，“原先的项目协会觉得力量有限，放弃了。”张漪说。

　　完善规章

　　赋予体育社团正式身份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调研发现，甘肃省由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省乒乓球协会在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发展会员、自租场所、自筹经费，广泛开展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当地税务部门对其征收13种税，甚至对其租赁的办公场所征收房产税，致使其不堪重负。同样的情况在浙江就刚好相反，当地地方税务部门认为一些税种没必要缴纳。对此杨光宇表示，尽管法规全国统一，但是各地执行情况千差万别，“这些情况必须在政府主导下，通过部门间的协同加以解决”。

　　造成这样的待遇反差，主要原因是目前体育社会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调查，我国95%以上的体育社会组织还没有“正式身份”，按照民政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的规定，还有可能面临处罚甚至取缔。但如今，体育社会组织日渐壮大、十分活跃，已经担负起相当一部分民间体育活动、赛事的组织功能，与现实相比，相关政策法规确已滞后。

　　无经费、无场所、无人员——“三无”问题是造成大多数体育社会组织无法登记的主要原因，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无经费”。杨光宇认为，现行财政政策没有向社会组织拨款的制度安排，“体育部门无法直接给予资金支持”。在社会捐赠氛围不浓，服务收费诸多限制的环境下，众多体育社会组织距离成为法人实体显得更加遥不可及。

　　没经费就无法达到依法登记的要求，反过来因为无法登记所以经费筹集更加捉襟见肘，如何打破这样的“死循环”已经不是体育部门一家的事情。相关扶持政策的出台已成为民间期盼。比如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共40条，其中仅“成立登记”部分就占了11条。“现有相关法规监督管理多，培育扶持内容少，法规政策滞后是制约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说。

　　转变观念

　　树立体育社团主体地位

　　由于发展结构和模式的原因，长期以来，体育部门既是公共体育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实施者，体育社会组织只是被赋予“助手”的角色，处于从属地位。

　　广东省五人足球超级联赛(简称粤超)曾遭遇这样的尴尬：创始人刘孝五在足球领域从业多年，在成功举办第一届五人足球联赛之后，当地体育部门希望将联赛纳入“体制内”，以便统一管理，但刘孝五心存戒心，“是不是想分一杯羹？”

　　广东是国务院确定的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试点省，也是民政部确定的社会组织改革试点省。政策面的利好，使得刘孝五成立了无主管单位又具有法人资格的“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粤超”的产权即属于该协会。“现在联赛估值已有2.3亿元，我们计划将粤超打造成珠三角最有影响力的足球联赛。”刘孝五对未来信心更足。

　　从粤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民办体育社会组织对体育部门“加强管理”的要求还存在对接的错位，为此，他们宁愿自己培训裁判，为规避安保要求控制现场观众人数。在任海看来，这说明二者关系还未理顺，还没有建立互信、互助的关系，“体育部门在潜意识里是否真正重视体育社会组织，能否打破利益固化，愿意开放更多领域，还是热衷于自己搞活动、办比赛。值得深入探讨。”

　　体育社团应当成为全民健身最活跃的“细胞”，每个细胞强壮起来，自然就锻造出健康的社会肌体。对于民间体育社团这样的新鲜事物，如何理顺同体育部门的关系，引发了诸多思考和实践。比如，上海市青浦区、虹口区就将路跑比赛交给民间跑步组织承办，“他们负责比赛运营、报名、招商等，体育部门不再大包大揽。”张漪说。

　　公共体育服务的主体，正逐步突破政府垄断的“单中心”结构，走向“多元化”。体育社团体现的正是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因此，确定体育社会组织在全民健身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对于未来发展，具有指标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