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恢复“文革”中中断的体育实况转播。大家非常高兴，非常拥护。那时的转播主要是中央电台的事，这任务就交给中央电台宣传小组来研究落实。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恢复转播小组研究方案，由我负责。这是我接触的又一新的领域。

　　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是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1951年5月，由张之解说转播了3场篮球赛的实况，开创了中央电台体育实况转播的历史。从此，体育实况转播以它报道迅速、现场感强和感染力强赢得了听众，成为体育报道中一种很有特色的形式，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那时电视还不普及，广播的体育实况转播独占优势，是听众和体育爱好者了解体育大赛的主要渠道。1961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收听了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实况，那扣人心弦的动人情景，永远难以忘怀。

　　从1967年起，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受到猛烈的批判，被戴上了“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列入“大毒草”的名单之内，从此中断了转播。体育转播这个领域，成了广播工作者望而生畏的禁区。

　　1970年7月初，西哈努克亲王由朝鲜来到北京，为欢迎亲王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体育表演赛，周总理指示进行体育实况转播，这是“文革”以后首开纪录。

　　一个月后的8月13日，朝鲜派出包括乒坛名将朴信一在内的乒乓球队来我国访问，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表演赛，双方商定8月16日由中央电台转播开幕式和友谊表演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如果说前一次的转播是我们国内自己的事，许多话比较好说，那么这一次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转播与外国队的体育实况。

　　怎么转？遵循什么原则，说些什么？要由中央电台提出方案。怎么提？这可犯了难。过去的一套被批判了、被否定了，可新的路子该怎么走，新的一套是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稍不留意，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翻案复辟”，这如何得了。在研究具体方案时，可真叫人犯难:体育比赛讲的就是体育，可那时候讲的是“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否则就是“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大国沙文主义”。一大堆问题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亲密战友，有许多话好说，可以讲历史、讲友谊，有许多成就好讲，这成了不利因素中的有利因素。

　　对于这场比赛如何打，国家体委非常重视、也非常为难，他们费了不少脑筋。朝鲜乒乓球队的来访，是为了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作准备，进行练兵。中国乒乓球队在“文革”中，没有参加第29届和30届世乒赛，在种子选手上很吃亏，对外国乒乓球的发展水平也心中没有底，也想借此练练兵，摸摸底。彼此想到一处了。彼此相约，这一次不叫比赛，叫“友谊表演赛”。由此而确定的转播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局部服从全局，技术服从政治，比赛服从友谊，把政治和友谊放在第一位。具体要求是多讲政治，多讲友谊，不报具体比分，不报比赛结果。

　　体育比赛的转播不能报比分、不能报结果，这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似乎有点荒唐。这样还能转什么？怎么转？又如何向听众交代？经过再三地斟酌，我们只好如实地把难处和想法向上反映。根据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后来作了某些有限度的松动，规定:

　　(一)双方打到比分15以前(21分制)，彼此相差不超过2分的，可以报比分，相差超过2分时不再报比分；

　　(二)双方打到比分15之后，快接近比赛结果了，不再报比分；

　　(三)每一局的结果不报，最后的总成绩不报，不报输赢；

　　(四)转播中不能使用谁领先、谁落后这种用语；

　　(五)现场裁判员宣布比分的声音不能播出去，电视转播可能让人猜出结果的镜头要避开。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发笑了:这叫什么实况转播？但这是事实，那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本来复杂的转播更复杂了，本来紧张的心理更紧张了，盯着现场，想着转播用语，又要紧盯着比分。要求转播只能成功，不能出任何纰漏，要充分体现出与“文革”前转播的截然不同，反映出新的精神风貌。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按照转播的常规，转播以前，解说员要到双方球队中了解情况，熟悉队员的打法、特点、水平，临场解说准确，有发挥的余地。现在则打破了常规，打破了正常的思维，准备工作的重点是钻资料室查阅资料，熟悉两国交往的历史、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双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然后一条一条地记录在卡片上。几个小时的转播，要说的话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现场实况又不能多说，解说员更不敢“口若悬河”地发挥，只好用事先准备好的厚厚一叠材料来填充。因为乒乓球赛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究竟打多少时间无法预测，材料准备只能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在转播的现场，除了技术人员和记者，在转播室就座的要有四个人:一是解说员，负责解说打球、现场气氛、友好花絮；二是播音员，负责播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和材料；三是现场指挥，掌握整个转播情况，决定在什么地方插播稿子，审定现场采访稿件，处理临时出现的问题，盯住比分，提醒解说员该不该报分。这一任务由我来担任；四是请一位体育专家做顾问，画龙点睛地评点赛场情况。一场转播，几个人忙得不得了，紧张得不得了。

　　转播的效果如何呢？读者已经猜到了。转播者费力，听的人纳闷；话到嘴边留半句，关键时刻只言他；该说的一句不吭，不想听的没完没了。就这样，转播中间还几次接到有关方面的电话，提醒“不要再报比分了”。另一头呢，听众和观众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们纷纷打电话来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报比分？这是打的什么球，算什么转播！”事后，一封封信从四面八方飞来，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我们哭笑不得。

　　这种转播模式，直到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时才告结束。

　　文/杨正泉　摘《《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秦国贞　荐